康熙是秦汉以来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封建帝王，也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金銮宝座”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的奠基者。提到康熙人们就不由浮现出一位革弊除旧、励精图治、好学博闻、文治武功的英明君主形象。不由得想起他擒鳌拜、禁圈地、平三藩、收台湾；治黄兴利、整肃吏治、三征噶尔丹、编旗设盟定蒙古；两胜雅克萨、中俄签约“尼布楚”等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
勤政爱民的典范
清除了鳖拜集团之后，康熙帝开始朝纲独断，大展宏图。他深深地意识到身为泱泱大国统治者，必须学习儒家思想，于是他经常召集儒臣为他讲解天德王道、修身平天下的道理。这样他既不乏祖辈坚忍雄健的马背雄风和叱咤风云的气度，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广阔的胸襟，这些都是成为一个明君的条件。
年轻的康熙帝勤政爱民，决心放开身手大干一番。康熙九年十月，他颁布《圣谕十六条》，要求臣下重孝悌、笃宗教、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戒窝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这十六条是他勘政爱民的总纲领，他一生都遵循了这些原则。
康熙勤政爱民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坚持御门听政。清初顺治帝曾经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逢王视朝之制。康熙帝不但坚持了其父之制，并且将御门听政正式定为一项经常性制度，严格坚持。他风雨无阻，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必定亲临乾清宫处理朝政。御门听政便于康熙与百官进行交流，及时了解下情，不断改进国策。有一次，康熙发现大小官员分班启奏制难以体现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下诏改革这种制度。康熙二十一年五月，皇帝诏曰：从今以后，满汉官员，无论大小，除非有重大事故外，均一同启奏。并命令无启奏本章的大小官员也必须每天黎明齐集午门，否则将遭到都察院及科道官员惩处。但这个命令执行起来却比较困难，因为许多官员仕地距离乾清门太远，每天疲于奔命。康熙得知这一情况，深深体谅诸臣的苦处，又恢复了轮班启奏制度，减少臣下负担，但他自己却继续坚持每日御门听政。
康熙对奏疏都“亲览无遗”，十分认真。一些大臣认为皇帝对奏章只是翻翻而已，不会通览，所以书写也就不十分认真，经常会出现疏忽的情况。结果却发现康熙竟然十分认真，连他们奏疏中的错别字都能够发现。正是因为他亲览奏疏，处理及时发现臣下处理政务敷衍塞责、手续繁琐重复的作风，予以了纠正。他
在听政中发现经常有一件事，两部重复启奏，于是他创立会同启奏制，这样便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朝廷上下的工作效率。
倡导崇儒重道的思想
从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到康熙三十六年葛尔丹兵败自杀，整整二十四年，战事相接，捷报频传。但康熙深知，仅凭武力是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必须大力推导汉族文化，化解民族偏见，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才能使帝业永固。
康熙重视文化。他当政六十一年，在忙完军国大政的闲余时间，勤读诗书，对《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都很有研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尤其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组织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微义》等书。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后，称其为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消除“庄氏史案”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还组织一帮人编写《明史》。他多次下令不拘忌讳，奖励进呈书籍，他要求必须据实秉公地书写《明史》。《明史》初稿在康熙末年完成，后雍正、乾隆帝对其进行了修改。《明史》的内容虽不乏有回护满族之处，但在二十四史中也可以称为上乘之作。
康熙笼络汉人的另一个措施便是设立了库书房。南书房的翰林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字、提高文化素养，还充当皇帝顾问，甚至代拟谕旨，编辑典籍。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重在查吏安民
在吏治方面，康熙自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那就是“端本澄源”，“源清流洁”。他曾经说过：“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澄源……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现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因此他一生注重考察高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的堂官。
清初对官员的考核仍沿袭明朝的办法。实行对京官六年一次的京察，对外官三年一次的大计和对武官五年一次的军政考核。三品以上官员由自己陈述政绩。朝廷由吏部、都察院核实查对，中低级官员由各主管官员鉴定、然后由吏部、都察院核实。朝廷根据官员的政绩大小，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为了使考核不至于流于形式，康熙多次下诏各主管部门一定要认真负责，并专门下旨严禁京官与地方官交往中的馈送贿赂。一旦发现，必然严加惩处。面对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经常借故或称病不上门的情况，康熙提议建立注册考核制度，通过制度核实官吏出勤情况
，对无故不上衙者予以惩罚，对年老体弱者，勒令解职回家。
为了尽量减少官员之间因相互回护而导致考察不实，康熙经常采取亲察的方式，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陛辞便是亲察的方式之一，所谓陛辞是指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都要去皇帝那儿辞行，称为陛辞。康熙帝便乘此机会，针对性地对各个官员提出不同的要求。另外，康熙还通过亲阅亲信的密奏，来掌握朝内外官员的廉贪情况。
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是考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它们虽品级不高但职权颇重，为了防止其徇私枉法、蔽贪隐恶，康熙帝截断其闻风言事的权力，但这在客观上又导致了言路不通的局面。于是康熙再次倡导无私参政。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陈紫芝、马郭锈闻风而动，参劾湖广巡抚张湃与内阁大学士明珠、余国栓等贪污纳贿。康熙在查明情况后，革除明珠、余国栓等人的官职，令大学士李之芳回原籍休养。
在惩处贪官的同时，康熙还不忘扶植清廉的官员。两江总督葛礼，系清开国元勋噶礼四世孙，在任山西巡抚时即因虐吏害民而屡遭参劾，由于没有抓住他犯法的真凭实据，康熙对他未加处罚，反而将他升任为两江总督。谁知他不知悔改，上任后将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律劾罢，并与新任巡抚、大名鼎鼎的清官张伯行发生冲突。张伯行不畏其权势，于康熙五十一年，参劾噶礼用五十万两白银徇私贿卖辛卯科举人，噶礼倒咬一口，反诬张伯行。康熙着尚书张鹏鬲，漕运总督赫寿、尚书穆和伦等人办理此案，但他们都偏袒噶礼。康熙于是亲自出马，查明实情后.将张伯行官复原职，革去噶礼的官职。
康熙追求吏治清明的措施，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官吏腐败的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吏治的清廉，打击了贪官污吏，为康熙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鼓励繁荣经济
清初的连连战争，使得社会凋敝，百姓困苦。有一次，康熙出征路过长城脚下。当圣驾来到珐达兰墨苏地方时，看到一农夫奄奄一息地躺在路边。派吏前去打听原因，发现是因为饥饿才导致这样的。康熙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决心大力发展农业。他经常派农官去各地督耕，并亲自向农官布置具体任务。康熙二十五年，他命副都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康熙三十一年，又命令都统瓦代待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康熙三十年，归化城一带耕牛农具发生困难，他下令所有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耕种用的等项铁器支用库银制造，由驿站运送。
康熙还
竭力鼓励垦荒。康熙元年，下诏：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康熙帝还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规定垦荒三年起科。到了康熙十年，又规定四年起科，后又再改为六年。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年至五年不等。
对于垦荒所得土地的产权，康熙帝命令废藩田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农民自行开垦的耕地，水准为业。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这样一来，农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占有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垦荒的收效较大，据《清会典》记载的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为五百四十九万顷，而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则增至六百零八万余顷。康熙后期，全国田土总数实际上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
水利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康熙坚持以农民为本，所以其一生将兴修水利看作一件大事。
黄河水患是令历代帝王头痛的问题。清初由于忙于征战，河道失休，水患更是频繁。康熙初年，地方管理还没有秩序化，一些贪官污吏为了私利，竟然擅自决堤，水患更加严重。据统计，在康熙执政的最初十五年间，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因此康熙亲政之初即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两件大事，书于宫中石柱之上，并于1672年令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量治河事宜，后因“三藩之乱”而停止。
康熙十五年，黄、淮再次泛滥成灾，江南赋税重地被淹，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靳辅在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后，提出了“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写成《径理河工八疏》，上奏康熙。此奏深得康熙赞同，并拨给他钱粮二百五十余万两，限定三年完成。康熙二十二年，河工告竣，康熙异常高兴。但淮扬水灾未见根本好转，康熙决定亲自南巡，考察河工，并召见了靳辅，当即赋诗一首以彰靳辅之功，还嘱咐他将治河之事写成书，御赐书名《治河书》，传于后世。至康熙四十六年，皇帝一共六次亲自视察河工，指导治河工作，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作用。康熙重用靳辅治河十一年，全面整治了黄、淮，解决困扰已久的水患问题，变水患为水利，还疏通了运河，便利了交通，其功不小。在其第五次南巡亲视河
务后，曾赋诗一首抒发自己多年来殚精竭虑而取得成功的喜悦心情：“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庙堂时注淮黄事，今日安澜天下知。”
康熙勤政爱民，豁免钱粮是他爱民的重要表现之一。康熙帝一生豁免的次数之多，数量之巨，坚持时间之久，都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一旦遇到国家庆典、战争、水旱灾害，康熙都减免该地的赋税。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的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康熙四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一年三年间，共豁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余。
康熙一生始终将豁免看成“古今第一仁政”，几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收效明显。晚年，他又采取了一个为人称道的息民政策，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针对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一些剩余劳动力受丁银束缚，很少自由，民间对征收丁银也表示强烈不满的局面。康熙命各省督抚将全国人口注册上报，并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册籍所载人丁数为定数征收丁银。而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银，这就是所谓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是雍正朝“摊丁入亩”政策的先导，也使许多农民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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