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与灿如群星的政治改革家、军事改革家相比，经济改革家人数较少；而且，其改革特点、改革对象也有很大不同。政治改革家，往往是在政治斗争、权力争夺中施展才干，战胜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军事改革家，一般是在军事对峙中，出谋划策，出奇制胜。而经济改革家而对的，往往是严重的经济形势，需要解决艰巨的经济任务。经济问题牵动的一般不是个别人，往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就大大增加了经济改革家实现目标的难度、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如政治家的一次政变、一次暗杀即可大功告成，一蹴而就；也不能如军事家那样通过一次突袭、一次埋伏即可以少胜多，扭转危局。经济改革家在其改革思想指导下，制定出明智的经济政策，实施巧妙的经济措施。经过艰苦乃至长期的实践，取得发展和振兴经济、解决财政和经济困难的成效，才能验证其经济政策、措施和改革的正确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人才，在历史上更为宝贵。在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批判地继承古代经济改革家的改革思想遗产，更有现实的意义。在古代经济改革家中，唐中期的刘晏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改革奇特，功绩卓著，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深入研究他一生的活动和经济改革，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领导秘诀，那就是：因地制宜，改革创新。
开元盛世孕肩的栋梁之材
刘晏（716—780年），字士安。唐朝曹州南华（旧址在今河南东明县东南）人。生于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在姚祟、宋璟等名相的辅佐下，励精图治，革除弊政。使政治清明，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唐朝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中经武则天承上启下的治理，到玄宗开元年间，达到空前的繁荣。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粮食充足，价格低廉。全国户口从唐初的二百万户增加到七百多万户。
刘晏在这个开元“治世”中度过童年。他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虽为稚童，而文思敏捷，风发泉涌。诗文秀美，闻名遐迩。得观阅者无不交口称绝。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为炫耀文治武功，扬言“为苍生祈福”，率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到泰山“封禅”。八岁的刘晏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献颂行在”。玄宗好大喜功，见了这洋洋洒洒的颂文，十分欢喜。又“奇其幼”，也许出于好奇心，也许为了消除自己和臣僚们难免产生的怀疑，遂让宰相张说当面测试献文小儿。刘
晏面对威严的官员，不慌不惧，对答如流，出口成章。测试后，张说夸赞说：“此儿真是国家的祥瑞呀！”玄宗惊喜不已，即授他太子正字之职，并将他带回长安。“上之所好，下必其之”，达官贵人，见皇帝对刘晏如此喜爱，自然都给予青睐。争相邀请，到家做客。刘晏遂“名震一时”，被人们赞为“神童”。这位最年少的小官员，受到封建朝廷这个最高层次政治环境的熏陶，并在藏书丰富的皇家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有用之书，不断开拓自己的智慧领域。这对他未来掌握管理国家经济的才干，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刘晏是开元盛世孕育产生的一代栋梁之树。
依靠智谋大胆改革漕运
唐玄宗晚年，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沉湎声色，不理朝政。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天宝十四年（755年），终于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国土沦丧，两京倾覆。黄河南北被叛军蹂躏，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唐王朝倾其全力，经过八年的战争，方才十分勉强地将叛乱镇压下去。但它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统一、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经安史之乱的破坏，唐王朝的经济凋敝、疮痍满目。正是在整顿困难重重的经济工作中，刘晏崭露头角，发挥了高超的才干，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刘晏曾任过夏县令、温县令。历职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以高官厚禄相请，他不屑一顾。后李璘叛乱，刘晏坚守余杭，李璘不敢犯境。说明刘晏的政治眼光很敏锐，军事才干亦很高超。
在唐军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之后，刘晏于上元元年（760年），由河南尹任上调到长安当京兆尹（首都最高行政长官）。并以户部侍郎兼任度支、铸钱、盐铁使。开始参与中央政府的部分财政经济领导工作。因受严庄诬告，被唐肃宗贬为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宝应元年（762年），肃宗去世。代宗李豫继位，十分器重刘晏，立即将他召回，除恢复他原来的各项职务，还命他兼任转运使，负责把各地征收的物资转运到长安。
唐朝的政治中心在西北、关中地区所产粮食不能满足京师官员、驻军和民众的巨大消费需要。长期以来，要从江淮地区调运粮食。主要通过淮河，经汴水入黄河，转渭水，漕运到长安。安史之乱起，这条艰险的水路被切断。不得不溯长江渡汉水，抵扬州，转陆路至长安。路途遥远，运粮不继，致使京师粮价飞涨。
“斗米千钱，禁膳不兼，时佃农捋穗以输”。安史
之乱平定后，代宗立即于广德二年（764年）委派刘晏修复汴水、黄河运道，以解决关中供粮困难的燃眉之急。刘晏体察国家困难，深知恢复漕运，事关唐政权安危。“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他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这项艰巨的工作，殚精竭虑，日夜筹划。达到“焦心苦形”的程度。受任之后，他马上进行深入细致而广泛的考察研究。“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几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仔细考察漕运故道，汲取前人漕运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刘晏规划出一套恢复漕运的谋略妙策。“然畏为人牵制，乃移书于宰相元载”，巧妙地得到朝廷支持后，乃大刀阔斧地改革漕运。
首先，他组织民工兵，疏浚汴水。同时，以重价雇人打造二千艘坚固耐用的大船。市价五百余金可造成的船，他给价千金。以高价换取优质。以保证所造之船坚固耐用。有人认为给价太高。刘晏回答：“办人事要有长远眼光?要使造船之人不愁衣食，得以养家糊口。方能造船坚牢。如给钱少，船工不得温饱，怎能造出好船。将来必有人嫌我给价太高，而削减造价。减半尚可，再减，船就不能用了。漕运大计也将因此而废坏。”五十年后，果然有人将船价减半。至唐末，减得更低。船造得十分简薄，漕运也就随之废坏停顿。
刘晏又变从前的直运为分段接运。直运是过去漕运的传统办法。江南船只每年二月集于扬州。四月渡淮入汴。六七月到达黄河口。时值黄河涨水时节，要等到八九月水落方可上行。这样，途中需多次等留，耗时甚多。加之江、淮、河、渭水势不同，南方水手不熟悉北方河流水性，更增加了航运中的困难。刘晏改为分段接运。分四段：自扬州经邗沟、淮水，至清口（古泗水入淮河处，在今淮阴县西南）为第一段；自清口经汴水，至河阴（汴水入黄河处，在今河南河阴县东）为第二段，自河阴经黄河，至渭口（渭水入黄河处）为第三段；自渭口经渭水，至京师长安，为第四段。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远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依据各段所经河流不同，水势各异，而所用船只不同。以适应各河的特点。各段水手都熟悉本段河流特性，既可提高航行的工效，又保证了漕运的安全。各段河道入口处设置粮仓，临时储粮。原船即可回去。避免了长久等待停留。粮食存入仓库，又可减少损耗。
他还变散装为“囊米而载”，即袋装漕运。袋装便于人抬肩扛，挪移方便。即使翻船，亦便于打捞。如散装
于船舱，翻船即颗粒难寻。
黄河三门峡，是漕运途中最险要处。为保证安全通过，刘晏建造了特制的坚固大船，又从巴、蜀、襄、汉（今四川、湖北一带）调运来大批竹子、麻皮，制成坚韧的纤索，并规定及时更新。他精选强健而富于经验的船工拉纤撑篙，使运粮船顺利地通过激流险峡。
刘晏依靠智慧和谋略，大胆改革，使漕运获得极大的成功。“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连代宗也着实感激他。以致“输始至，天子大悦，遗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称誉他是在楚汉战争中使刘邦足食足兵的萧何。”
用奇特的思路刷新盐政
刘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政也进行了改革。
唐初承袭隋法，开放盐禁，任商人独占盐利。后收盐税。安史之乱后，于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在山海并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规定专业制盐的亭户所产之盐必须悉数卖给盐官。盐官再转运到各地，由官府卖给百姓。价格定为每斗一百十文。盐价虽贵，而盐利并不多。而且“盐吏多则州县扰”，反给人民带来灾艰。由此可见，盐政弊端丛生，积习甚深。非有起死转生、妙手回春的奇方妙策不能救治。而且，每年漕运粮食所需费用浩大，亦无处筹集。面对这些使人望而生畏、一筹莫展的难题，刘晏却运用奇特的创新思路，顺利地解决了。
刘晏任盐铁使后，首先整顿、精简盐政管理机构。在主要产盐地区设置涟水、湖州、越州、枕州四处盐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处盐监。自淮北的扬州、陈许、汴州等十三处设巡院，“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
然后，刘晏抓住官运官销食盐是盐政的症结所在，改官运官销为就盐场专卖。“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即在出盐乡把盐就地交给商人。这就控制了批发环节。保证了政府的财源。而商人的自由运销，不但节省了官府运销的负担，也解除了销盐官吏对人民的骚扰，收到一举两得之效。
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后，必然会产生商人随意提高盐价的问题。如任其似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将对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害。而政府以行政命令限制商人的盐价是行不通的。这本是个难题，但刘晏却以巧妙的办法十分成功地解决了。这就是设置常平盐，加以调节。“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以保证盐价的常平。在一些偏远地区，如果商人欲抬高盐价，政府以平价售出常平盐，商
人的阴谋即不能得逞。如商人不到，人民亦不致无盐可吃。吴、越、扬、楚等地没盐仓数千，积盐两万余石。何处脱销，可随时补充。这就保证了盐价的平稳和盐的充足供应。也使商人就范，不致囤积居奇，兴风作浪。
刘晏对盐政的改革，既保证了国家在盐政上的收入，也满足和方便了人民对食盐的需求。得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双重效益。获得巨大的成功：“（刘）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廷之需，军队之饷，百官之俸，皆依赖这笔财富。大规模漕运江淮粮食，每年需几十万缗的运费，本无出处。刘晏一手搞漕运，一手搞盐政，以盐政之入补漕运之费。“盐铁兼漕运，自曼始也”，兼营盐政和漕运，互相支持，以成其事，这是刘晏的创造。“（刘）晏始以盐利为漕庸，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庸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末之有也”。
根据实际情况减税救灾
唐朝从初期开始，以租庸调作为对农民的三项主要剥削。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为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徭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输庸代役。租庸调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农民受田一百亩。尽管实际授田难以达到规定的数额，但国家却据此征收租庸调，实行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除租庸调外，农民还要免担杂项徭役，以及按户等高下征收的户税。按每亩二升交纳的地税，在史家赞不绝口的贞观年代，马周、魏征等人即已指出赋役的苛重；愈是向后，赋敛益重。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南，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源和贪官污吏着意盘剥的地区。武后时，狄仁杰就指出“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自安史之乱后，战火不息，人民流离，田地荒芜。据史书记载，上元二年（761年）九月，“江淮大饥，人相食”，而官府仍横征暴敛。尤其是权臣元载任租庸使后，以为江淮虽经兵荒，比别道百姓犹有货产，仍强征自天宝十三载（754年）至上元二年（761年）共八年的拖欠租调。择豪吏为县令，率虎狼般的差吏包围民宅，强行搜夺。不管财产多少，甚至也不管是否欠租税，“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百姓谓白白抢夺为“白著”，故流传《白著歌》说：“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元
载被赐自尽。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朝廷以吏部尚书刘晏在左仆射，判使如故。本来刘晏与韩滉分掌天下财赋。至大历十四年（779年），朝廷以刘晏判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取消分掌，由刘晏全部掌管。刘晏一反元载的做法，废除了额外的横征暴敛。刘晏认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是安定人民生活，大力发展生产。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他讲“爱民”，就是主张给人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从事生产的条件。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破坏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才能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除了废除额外苛征，他还依据歉收情况，及时地、适当地减收税赋，以至免征，或赈济。为了解农业生产情况，掌握信息和进行丰歉预测。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知院官，每旬每月，把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及时地向他报告。如果某地出现歉收的征兆，预测出需减征税赋多少，某月需若干赈济，知院官的呈文马上送到刘晏手上。不必等到州县申请，刘晏已奏报朝廷，及时解决这些地区的困难。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手段的限制，古代人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差。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进一步削弱了抗灾能力，所以，人民经常处于自然灾害的煎熬之中；而封建统治者中，关心人民受灾之苦的官员真是凤毛麟角：而刘晏不但关心灾民的疾苦，作为掌管国家财政经济的大臣，他还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进行防灾抗灾，在对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他的某些创新思想，亦足资后世的借鉴。
刘晏重视防灾，实行防灾失于救灾、重于救灾的原则。他派驻各地的诸道巡院，不断报来的第一手资料，使他能够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据此采取措施。“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因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这就是刘晏的“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的救灾思想。即认为救灾如同治病，都要以防为主，防先于治。抓紧时机早治，勿使积重难治。
在灾荒已经形成，甚至已经严重的情况下，刘晏则实行发动灾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救灾方针。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救灾方针。他认为，赈济量少了，不足以救济广大灾民。要满足广大灾民的急需，就需要大批粮食，国家又负担不起。如把贮备的粮食一股脑儿赈给灾民，就要重新搜括人民来补充空虚了的国库。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再说，赈济给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带来营私舞弊、中饱自肥的机会。“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灾民不但难
以得到实惠，反而使水旱之灾火上加油，为害更甚。这个看法，表现了刘晏对封建国家官场弊端的清醒认识。
刘晏认为救灾的根本，在于民众的生产自救。灾区并不会丧失全部的生产手段。受灾地区“所乏粮耳，特产尚在”，这是生产自救的重要条件。可以发动灾区农民，因地制宜地进行尚有收获的其他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灾区劳动人手不乏，再加上商人的活动，不仅可将“特产”、“杂货”等土特产品远销到丰收地区，又可换回粮食，在灾区销售，也可以土特产满足官府之需，官府多给菽粟。这样，既解救了灾情，又能使灾区的副业生产得以发展。真是一举两得。
为了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重视搞好“常平仓”的储粮工作。常平仓是各地储粮备荒的仓库，各地在丰年粮贱时，每斗加二三文钱收购存入。出现灾荒歉收时，拿出来调剂百姓急需。唐朝在贞观、开元年间比较重视这项工作，后来就渐被忽视而废弃了。刘晏任东南地区常平使时，才恢复了常平仓：“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赏储三百万斛。”这就成为防灾救灾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能使救灾的粮食及时地“散入村间”，刘晏注意发挥商人的作用。以优惠的价格政策，鼓励商人下乡收货粜粮，以方便灾民。
调剂余缺，稳定物价
刘晏作为常平使，在管理国民经济中，要达到一个目标，即稳定物价，使物“常平”。这首先要准确地及时地掌握各地的经济情况和市场动态：为此，他改革了通信制度。改变了以徭役办通信的办法，改为由诸道巡院招募行走疾快如飞的人充任“驶足”。并广设驿站。巡院的官员在各地细心调查，将生产状况、庄稼长势、市场各种商品价格的涨落及粮价变动，四方货物供需盈缺等情况，派驶足们一站接一站地向前传送。虽路途遥远，但不几天，刘晏即可得知。然后，采取措施，主要通过政府掌握的商业经营机构吞吐物资，调剂余缺，来影响和调整物价，“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在诸多货物中，保持粮价的稳定，尤为重要。在庄稼收获后，政府及时地在主要产粮区收购一部分粮食，可以满足公用，作荒歉储备，又可在必要的时候，销售出去，以调节粮价。以往的做法，是在收购季节到来之前，由各地呈报粮价，主管部门据此确定购粮数量。由于交通不便，呈报和复批，往返需费时日。
而粮价又随时变动，这给各地购粮数量的确定造成困难。相传刘晏采取了一个很有谋
略的巧妙办法，迎刃而解了这一难题。他命收购粮食的州县，把以前几十年来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分为五等，作为各地确定收购数量的依据。第一等价（最贵），按第五等数量（购数最少）收购。第五等价（最贱），按第一等数量（购数最多）收购。第二等价（次贵），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按第三等数量收购。价格越低，收购量越多。价格过低，必将伤农，则适当加价收购。不必预先上报候批，以免贻误时机。这样，政府收购的粮食，价格不致过高，浪费了钱财，又可通过价格合理的适当收购，保证粮价的稳定。他还把部分赋税收入折合成现钱，从价格便宜的地区收购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城或高价地区销售。特别是关中地区丰收年份，所需从东南地区漕运的粮食大为减少，而手工业产品、各地土特产品的需要量就相对增加。刘晏就以部分盐利和赋税收入，在东南地区采购土特产品。由漕船运往关中等地。这样，不但为国家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调剂了各地物资的余缺，稳定了物价，也扩大了手工业产品、土特产品的销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就连江湖山岭荒险之处所产“贱弱不偿所转”的零星不值钱的杂货，刘晏也以巧妙的办法发挥其效用。即将这些货物集中于盛产铜砂的淮楚（即今安徽、湖北等部分地区）一带，贸钢易薪，就地铸钱。刘晏兼任东南的铸钱使，这也正是他职权范围之内的工作。仅此一项，每年可铸十多万缗钱，供应市场流通之需。由此亦可看出，刘晏理财的才干，真可谓“点石成金”，怪不得他常常“自言如见钱流地上”。他在经济工作中的求新求变是实在令人叹服的。
刘晏是个出色的实干家，虽然手握财政大权、却一向以节俭朴素著称。每天太阳未出就开始办理公务，直到深夜才罢休，从不让该办的公务过夜。在去朝见皇帝的路上，还不忘谋划。不时用马鞭子比划着算账。
与刘晏同时代的一位宰相元载，是唐朝有名的奸相。代宗皇帝决心除掉他。但元载势力很大，许多权贵是他的亲信，还曾提拔过刘晏。但代宗认为刘晏有才能，就派他审问元载，刘晏果然铁面无私，秉公断处。元载的党羽杨炎因受到株连，被降职贬官，他对刘晏怀恨在心。后来，杨炎当上了宰相，千方百计诋毁刘晏，又诬告刘晏干预皇宫内廷事务，皇帝轻信了杨炎的诬告之词，龙颜大怒，将刘晏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刺史。杨炎还不满足，又诬告刘晏在忠州妄图反叛，皇帝下诏赐刘晏自杀，刘晏死时66岁。这位唐代中期的理财家，就这样被官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风浪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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