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谈论一下事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这个世界物质环境的急剧变化，唯心主义哲学及其批判也得到了发展。
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机器的运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织布机的构造有了改进，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了。最关键的一步，是蒸汽机的完善，它为大量涌现的工厂提供了驱动机器的无限动力。利用燃煤锅炉来产生蒸汽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煤矿开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工人们常常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下作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工业化的早期的确是一个可怕又可憎的时代。
英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间，公地正逐渐被贵族圈占，作为私用。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靠公地收益过活的乡下人来说，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苦难。然而在18世纪以前，对他们土地专有权的这种侵犯并没有导致大批乡下人背井离乡，流到城镇去寻求新的活路，这些人逐渐被新工厂安置下来。这些低收入的被剥削者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19世纪大面积产业贫民窟的前身），机器的发明首先引起了手工艺人的彷徨，他们感到自己的技术日益变得多余。同样，机器性能的每一次改进，都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抵制，因为他们害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依然存在着这种担心。就像19世纪的动力纺织机一样，电子机械的使用也使工会忧心忡忡。不过，就这个问题来说，悲观主义者总是错的。世界上工业国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下降，相反，财富和舒适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逐步增长。
但必须承认的是，早期的英国工业无产者的苦难是十分明显的。造成一些严重罪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因为人们从未遇到过这些新问题。以手工业和农民产权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在处理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时显得缺乏灵活性。改革虽然迟到了，但最终还是纠正了这些早期的过失。工业化发展得越晚的地方（如大陆国家），困扰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些麻烦就越少，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趋势开始明显起来。当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是存在的。但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还是引起了物质的加速扩张。蒸汽机提供了新动力，而19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对相关原理的全面科学研究，新的热动力学又反过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制造出效率更高的发
动机。在这期间，蒸汽机开始在运输行业取代了所有其他动力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庞大的铁路网络正在形成。同时，汽轮开始取代帆船，所有这些革新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从总体上看，人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动物。就发展速度而言，人类的技术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从这种失衡中恢复过来。
工业生产的早期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作品中。
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大卫·休谟的同乡。他的伦理学著作继承了休谟传统，但总的来说不如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重要。1776年发表的论文《国富论》为他赢得了声誉。该书首次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进行了研究尝试，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分工。斯密比较详尽地揭示出：假如把某件商品的制作过程细分为诸多环节，每一环节由一名专业化工人员来负责，那么工业产品的产量就会增加。他特别举出了制造别针的例子，而且他的结论无疑是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从此以后，劳动分工的原则在工业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其正确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然，还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如果专门化操作变得过于缺乏连贯性，那么就会破坏人们对本职工作的兴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工人。这个在斯密时代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难题，已经成了现代工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对那些操作机器的人产生了非人性化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英国特色。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虽然的确对经济问题产生过兴趣，但他们的影响不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者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圣经。这方面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来该理论为马克思所继承。
在哲学方面，工业化的兴起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功利（主义），而功利正是浪漫主义者强烈反对的东西。但同时，和诗人及唯心主义者所煽起的浪漫激情相比，这种显得有些乏味的哲学在社会事务方面导致了更多的必要改革。它所寻求的变革是零碎而有序的，它的目标根本不是革命。而更为情绪化的马克思学说却不是这样，该学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不妥协唯心主义（源于黑格尔），其目标在于通过暴力，对现有秩序进行全面的改造。
有些人忽视了工业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人的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体会过工业无产阶级所
遭受的侮辱。他们起初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也许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8世纪后期，当作家们开始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那种有些自以为是的、缺乏同情心的漠然观点便被粉碎了。为了使这些事实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848年的革命采取了一些行动。虽然作为一项政治策略，革命者掀起的骚乱并不怎么成功，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留下了对于社会环境的忧虑。英国的狄更斯和后来法国的左拉，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对事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根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之一，就是向人们提供适当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改革家们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仅仅教会每个人读写和计算，这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但同样错误的看法是，这些令人羡慕的技能对于一个工业社会的良好运作是不可或缺的。从总体上说，大量的专门化例行工作是可以让文盲来做的，而教育能够间接地有助于解决某些问题，因为它有时可以使那些被迫忍受苦难的人找到改善命运的办法。同时，非常明显的是，单纯的教育过程并不一定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它却可能使人们相信现有秩序是理所当然的，这类灌输有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改革者们却正确地坚持了下述观点：除非能够全面理解一些至关重要的情况，否则有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而这就的确需要某种程度的教育。亚当·斯密根据商品制造所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几乎达到哲学探索的高度。可以说，这种探索在19世纪的发展中同样变得工业化了。
那种使功利主义运动得名的伦理学说，追溯起来，尤其要提到哈奇逊，他早在1725年就对该学说进行了阐释。简单地说，这种理论认为善就是快乐，而恶则是痛苦，因此，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就是快乐最大限度地抵消痛苦的状态。这一观点为边沁所采纳，并作为功利主义逐渐广为人知。
杰勒密·边沁（1748—1832）最感兴趣的是法学，在这方面，他主要是从爱尔维修和贝卡利亚那里得到了启发。边沁认为，在研究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来促进最佳事态时，伦理学主要是发挥一种基础的作用。他还是一群所谓“哲学激进分子”的领袖，这群人十分关注社会改革与教育，普遍反对教会权威和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边沁是一位性情孤独而谦和的人，起初，他的激进观点并不是很明显，但到了晚年，他虽然不大抛头露面，却成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无神论者。他很关注教育，和自己圈子里的激进派一样，他也对教育的包治百病抱有很大的信心。值得
一提的是，边沁时代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而且只有宣称自己信奉国教的人才能入学。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个不正常的现象才得到纠正。边沁希望帮助那些无法满足现行体制苛刻条件的人们，向他们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1825年，他和别的团体一起协助创办了伦敦大学院。学院不对学生进行宗教审查，也不搞礼拜仪式，这时的边沁已经与宗教彻底决裂了。临终前，边沁要求将自己的遗体做成蜡像，并穿戴整齐，保存在学院里。该展品摆放在学院的陈列柜中，以此来永久纪念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边沁。
追溯起来，边沁哲学的基础是18世纪早期的两个主导理念。其一就是哈特里早就强调过的联想原则，该原则最初源于休谟的因果论，休谟通过理念的联想来解释因果依存的概念。哈特里和后来的边沁都把联想原则当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边沁提出了自己唯一的原则，这一原则根据经验提供的素材发挥作用，并以此取代了关于心灵及其运作概念的传统方法。这就使他可以确定地解释心理学，而完全不必涉及心灵概念。事实上，这些概念早就被“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巴甫洛夫后来提出的条件反射理论，正是建立在联想主义心理学的相同观点之上的。第二个原则是“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格言（前文提到过）。这一原则与心理学有关，因为在边沁看来，人们尽力所做的就是去获得自己最大的幸福。幸福在这里的含义也就是快乐。而法律的作用就是保证在追求自身最大快乐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妨碍他人同样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
尽管仍然有不同意见存在，但这却是各类功利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目标听起来有些缺乏创意，而且自以为是，但它背后的意图却远不止这些。作为一种致力于改革的运动，功利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要超过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总和，而且这些成就是在没有引起什么混乱的情况下取得的。同时，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还有另一种解释。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它变成了“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它假设在既定的法律制度下，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自身的最大快乐，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的最大快乐。但是，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过于乐观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如果人们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和估量自己行为的后果，那么一般来说他们会明白，损害社会最终将损害自己。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谨慎地考虑这些，反而经常凭一时的冲动和无知采取行动。所以在我
们这个时代，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逐渐为一些防范措施所限制。法律就被看做这样的机制，它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又不妨碍他人。因此，法律制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防止犯罪。重要的是，一些侵犯行为虽然应该受到惩罚，但不应该是野蛮的酷刑（实际上，当时的英国正有这样的倾向）。边沁反对不加区别地实施死刑，在当时，罪过很轻微的人也会被随意处死。
功利主义伦理学推导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推论是这样的：很明显，在某些方面，所有的人都对幸福有着同样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也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在当时，这一观点是比较新颖的，它成了激进派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原则。另一个推论则指出，最大的快乐（或幸福）只有在稳定的状况下才能获得，所以，平等和安全就成了最首要的考虑。而自由，边沁认为这不是太重要。在他眼里，自由就像人的权利一样，似乎带有一些形而上学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边沁在政治上赞同仁慈的专制，而不是民主。这就顺便给他的功利主义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显然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立法者采取仁政。他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也要求立法者总是在全面知识的基础之上，富于远见地行事。然而，这种设想并不完全正确。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这种困难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人们最多可以设法做到不让立法者在任何时候都过于放任。
在社会批判方面，边沁的观点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它的许多预见后来都被马克思保留了下来。边沁认为，有关奉献的现有道德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它期望别人做出牺牲，自己却一毛不拔，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就是针对这种情形提出来的。尽管边沁生前始终是激进派的精神领袖，但这一运动的幕后驱动者却是詹姆士·穆勒（1773—1836）。穆勒持有与边沁同样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同样蔑视浪漫主义。在政治问题上，他认为人们可以做到以辩论来说服对方，并且养成在行动之前进行理性分析的习惯。相应地，他还过分地相信教育的功能。这些先入之见的实施对象首先就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穆勒承受了父亲无情地灌输给他的教育学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孩子，”他在晚年抱怨说，“我从来没有玩过蟋蟀。”相反，他3岁就开始学习希腊文，而后所学的一切都与当时的年纪不相称，这使他显得很老成。在他21岁前，这种可怕的经历很自然地使他精神崩溃了。
虽然穆勒后来很关注1830年的议会改革运动，但他并不热衷于谋取领袖职务，这一职位曾先后属于边沁和老穆勒。从1865年到1868年，穆勒是下议院中的威斯敏斯特代表，他继续强烈要求进行普选，并追随边沁，走上了普遍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研究之路。
穆勒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几乎完全是派生的，《逻辑学》（1843）可能是最能牢固树立其声誉的书。他对归纳法的讨论在当时算是比较新颖的观点。归纳法受到一套原则的支配，它使人想起休谟的某些因果关系法则。归纳逻辑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归纳论证的正确性。穆勒提出了如下见解：归纳论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恒定性，而自然恒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归纳。这样一来，论证自然就成了循环论证，但穆勒似乎并不为此担心。然而，这里还牵涉到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它至今仍使逻辑学家们头疼。大体上说，困难就在于：不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归纳法毕竟不那么受推崇，尽管它本该如此，因此，它必须得到证明；不过，这样一来似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困境，但人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证明本身就是一个演绎逻辑的问题，如果归纳法本身还需要得到证明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归纳的。而演绎法本身，却没有人觉得非证明它不可，自古以来，它就是极受推崇的。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归纳法自成一派，不与演绎法辩护发生联系。
穆勒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解释见于《功利主义》（1863）一书。该书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超越边沁。和伊壁鸠鲁（也许可算第一位功利主义者）一样，穆勒最后也愿意承认某些快乐高于别的快乐，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释，与只有数量差异的快乐相比，质量更高的快乐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最大快乐的原则和对快乐的计算，隐含着对质量的排斥和对数量的赞同。
穆勒试图提出一项论证，来支持“人们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快乐”这一功利主义原则，然而，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当人们事实上看见了某个物体，它的可见性才能被证明；只有当人们听到了某个声音，它的可闻性才能被证明。经验的其他来源全都是这样。按照类似的方式，我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人们实际上有过要求后，才能证明什么东西是符合需要的。”不过这是利用了词语相似性的一种诡辩，它隐藏了逻辑上的差异。如果某物能够被看见，我们就说它是看得见的。拿“符合需要的”为例，它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当我说某物是符
制”，从而保持人口的低增长率。马尔萨斯本人结了婚，他身体力行地贯彻了这一理论，而且比较成功，他4年只生了3个孩子。尽管有这样的成就，但现在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在这些问题上，孔多塞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些。马尔萨斯主张“克制”，而孔多塞却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节育”。对于这一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原谅过孔多塞，因为在他坚定的道德观念中，这类方法是罪恶的，他认为人工节育并不比卖淫好多少。
起初，激进派对这个普遍性问题意见不一。边沁曾一度支持马尔萨斯，而穆勒则倾向于支持孔多塞的观点。穆勒18岁时，曾一度被捕入狱，因为他在某个工人阶级贫民窟散发“节育”小册子。因此他始终对普遍性的自由问题极为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人口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所提出的某些基本概念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达尔文（1809—1882）由此演绎出了“物竞天择”原则和“生存竞争”概念。《物种起源》（1859）一书论述了有机体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相互间的斗争。达尔文说：“具有多种作用的马尔萨斯学说适用于动植物王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人为的粮食增长，也不会在生育上保持谨慎的克制。”在为了有限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自由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将取得胜利，这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边沁“自由竞争”概念的延伸，但是在社会领域中，这种竞争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而达尔文的“自然界竞争”并不知道有什么约束。用政治术语来说，“适者生存”的观点激发了20世纪独裁者们的某些政治思想。达尔文本人大概不会鼓励对其理论进行这样的扩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同情激进派及其改革方案。
达尔文工作的另一部分，也是首创性较少的一部分，就是进化论。我们知道，这种思想要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达尔文所做的，就是在坚持不懈地观察自然的基础上，提供了大量事实的细节说明。世人对他的进化论证褒贬不一，但和杰出的米利都学派来相比，他肯定获得了更好的评价。而且，达尔文理论首次把进化论假说引入了更广泛的公开讨论之中。由于它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用某种普遍的原始有机体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因而与现行宗教所坚持的创世纪观点是对立的，这就使得达尔文主义者与所有的正统基督教徒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伟大的生物学
家T·H·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辩护者。自他以后，这些争端就逐渐平息了下来。然而在争执的白热化阶段，“人和高级类人猿是否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问题却能够极大地伤害人们的感情。而我倒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类人猿的冒犯。不管怎么说，今天已经没什么人为此感到别扭了。
以激进派为起点的另一条发展路线直接通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李嘉图（1772—1823）是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朋友，1817年，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在论文中，李嘉图提出了完善的地租理论及劳动价值论。前者不为人所重视，而后者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者所消耗的劳动量，这就导致了1825年托马斯·霍吉斯金提出，劳动者有权从其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利益，如果资本家或地主收走了地租，这就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了。
与此同时，罗伯特·欧文也在为工人的事业奔走呼吁。他早就把一些处理劳工问题的新原则引进到自己的新拉纳克纺织厂。他满怀着高尚的伦理观念，宣称当时普遍剥削工人的非人道做法是错误的。他通过实践表明，即使付给工人们公平的薪水，而且不用加班加点，经营一个企业也照样能够赢利。在欧文的推动下，第一部《工厂法》出台了，尽管它的条款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1827年，欧文的追随者们首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当然不会喜欢欧文的学说，因为它似乎想推翻公认的财产概念，而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认可自由竞争及可能获得的意外横财。欧文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合作制，而且促进了早期的工会概念。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哲学，这些早期的发展并不顺利。欧文首先是一位实践者，他对自己的主导思想怀有炽热的信念。
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做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做哲学讨论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成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最终的结果证明，这一理论更具影响力。
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是一个诞生圣人的地方，因为它不仅是安布洛斯的故乡，而且也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出生的地方。就圣人资格而论，马克思无疑更胜一筹。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皈依了新教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时代，他受到了当时正盛行的黑格尔主义的强烈影响。当1843年普鲁士当局查禁《莱茵报》时，他的记者生涯就突然结束了。接下来，马克思去了法国，并结识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