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经验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那些遵从不同传统的人持普遍的宽容态度。因此，洛克坚持要一视同仁地予以宽容，哪怕是对信奉“教皇至上”的信徒们也应该如此。尽管休谟嘲笑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但他却反对容易导致镇压的“宗教狂热”。这种普遍的开明态度逐渐成了当时学术氛围的特征。在18世纪，它首先在法国，而后又在德国站住了脚。启蒙运动或后来德国人所谓的Aufk-1arung（启蒙思想），并非一直与哲学思想的某个特殊学派有关，实际上它是16世纪、17世纪没完没了的宗教血腥冲突的产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洛克和斯宾诺莎都采纳了宗教宽容的原则。同时，这种关于信仰问题的新态度还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它必然会抵制一切领域的任意权威，神授君权是不可能赞同这种自由观点的。在英国，政治斗争在17世纪末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此导致的宪法实际上并不民主，但它却摆脱了其他地方贵族统治所具有的某些无法无天的特征，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激烈的动乱。而在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启蒙力量已经为1789年的大革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德国，启蒙运动几乎仍是一个智力复苏的问题。“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只是在逐步振兴，它在文化方面受到法国的支配。直到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得以兴起以及18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得以复兴，德国才开始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附。
启蒙运动还与科学知识的传播紧密相关。在过去按照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权威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方，现在遵从科学家的观点已经成了时尚。就像在宗教领域，新教已经产生了每个人都应该独立判断的思想一样，现在在科学领域，人们也必须亲自考察自然，而不应该再盲从那些陈腐学说的权威。西欧的生活正被科学探究的结果改变着。在法国，大革命最终粉碎了旧有的制度，而18世纪的德国大体上还被“仁慈的”暴政约束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言论自由的存在，尽管它绝不是想说就说，普鲁士（如果去掉其军事性质）或许就是最好的国家范例。无论如何，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已开始在知识界发展起来，腓特烈大帝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他主张，在自己的国家里，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获得拯救。
启蒙运动主要是重新评估了独立的思考，从字面上看，它主要是为了传播光明，消除过去普遍的黑暗。人们可以凭着强烈的献身精神致力于这种运动，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崇尚激情的生活方式。同时，
人们还感受到了另一种对立的影响，即更为猛烈的浪漫主义力量。
在某些方面，浪漫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使人联想到狄奥尼索斯倾向与阿波罗倾向的对比。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某些理想化观念，这一观念曾经在文艺复兴中再次出现过。在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反对理性主义思想家冷静、超然、客观的态度，逐渐转化成了对情感的崇尚。自霍布斯起，理性主义者曾经试图建立和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浪漫主义者却提倡一种有风险的生活。他们不求安稳，向往历险；他们唾弃舒适与安全的生活，认为那是一种堕落；他们坚持认为，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更高贵的东西，并由此对贫苦农民产生了理想化的概念，认为农民虽然靠小块田地得以勉强维持贫穷的生活，但却得到了补偿，也就是摆脱了都市文明的束缚和腐蚀。他们把接近自然看做一种独特的美德，在这里受到赞美的这种贫穷生活，实际上就是田园生活。早期浪漫主义者诅咒工业主义，的确，工业革命产生了社会和物质两方面的丑恶后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对工业无产阶级有了某种浪漫主义的看法。从那以后，产业工人正义的抱怨得到了伸张，关于“工人”的浪漫主义观点至今仍留在政治学中。
与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的还有国家主义的复苏。科学与哲学的伟大尝试基本上不带什么国家感情。启蒙运动并不了解这类政治界线，即使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启蒙运动也不可能和天主教一同兴旺。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却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且鼓励神秘的国家概念，这是霍布斯《利维坦》一书不曾预料到的一个必然结果。国家逐渐被当做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且具有某种自己的意志，后来，导致了1789年大革命的各种势力都受到了这种新国家主义的支配。英国由于幸运地拥有天然边界，能够在极为宽松的环境里获得某种国家感，它自己的地位在事态的变化中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而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则四面受敌，也就不可能发展出如此自然的国家信念；德国的领土已被拿破仑的帝国军队吞并，当然就更不具备这样的国家意识了。国家感情的迸发激起了1813年的解放战争，普鲁士成了德国的国家主义振兴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伟大的德国诗人预见到了这种国家主义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浪漫主义者抛弃了功利原则，而遵循美学标准。凡是他们的思想所及，无论是行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美学标准都得到了运用。自然中的事物
，为他们所认可的正是那种壮烈的美。在他们眼里，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太沉闷，而且受到了残缺惯例的禁锢。他们的这类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观念更为宽容的话，那么这正是那些公然蔑视既定习俗的浪漫主义叛逆者的功劳。
在哲学领域，浪漫主义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影响。首先，它过分强调了理性和虔诚的希望，即我们只要对眼前的问题稍微用点心，一切困难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17世纪的思想家并不具有这种浪漫理性主义，但它却出现在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后来的马克思哲学里。功利主义者也具有这一特色，他们设想人在理论上有无限的可教育性，但这显然是不对的。一般来说，乌托邦概念不论是纯思想的，还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都是浪漫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而另一方面，过低地评价理性同样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臭名远扬的一个品种或许就是存在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对工业社会日益侵犯个人自由的一种反抗。
浪漫主义首先得到了诗人的支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可能要算拜伦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彻底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叛逆、反抗、蔑视陈规陋习、做事不顾后果和高贵的行为。其为了希腊的自由事业而死在了密索隆奇沼泽地，这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拜伦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诗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也自称是他的门徒。意大利也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即莱奥帕迪，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初意大利令人绝望的压抑状态。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丰碑是由法国的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这些人有意识地背弃了宗教和形而上学，而在科学中寻找新的知识动力，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汇编成了这部浩瀚的巨著（不仅要按照字母顺序记载知识，而且要论述研究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些作家希望在反对既定权威愚民政策的斗争中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8世纪法国绝大多数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对这一事业有所贡献，其中有两位尤其值得一提。达兰贝（1717—1783）也许作为数学家最有名，他的名字命名了理论力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但他是一位对哲学和文学怀有广泛兴趣的人，除了其他贡献，百科全书的导论尤其要归功于他。狄德罗（1713—1784）承担了大部分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涉及多种学科的作家，并且摒弃了宗教的一切传统形式。不过从广义上看，百科全书派并不是非宗教的，狄德罗就持有近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对百科全书做出过
重要贡献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的确，他强烈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但同时又真的相信，假如人们过着善的生活，那么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目标就可以实现。这是某种形式的裴拉鸠斯主义（不依附于任何常规和惯例）。同时，他还嘲笑了莱布尼茨的观点，即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他认为罪恶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实在物，因此，他与传统宗教进行了激烈而艰难的斗争。
在否定宗教方面，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更极端。他们的学说是对笛卡尔实体论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心灵和物质的研究上，偶因论原理实际上已经使这一学说成为多余，因为心灵和物质这两个领域严格按照平行的方式运转，我们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个。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是对唯物主义学说最好的解释。拉梅特里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只允许一种实体的存在，就是物质。但这种物质并不具有早期机械论所认定的惰性，相反，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运动，并且不需要什么原动力，上帝只是后来的拉普拉斯所说的一个“不必要的假设”。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功能。这一理论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些联系，尽管它认为只有一个实体，而莱布尼茨则认为单子的数量是无限多。然而把单子看做“灵魂”的观点却很像物质时刻具有心灵般的作用的概念。顺便说一句，马克思的“精神是肉体组织的副产品”的理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推导出来的。
唯物主义者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任何形式的宗教都被认为是致命的、蓄意的谬误，统治者和僧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大力宣扬和鼓励宗教信仰，因为愚昧无知的人更容易控制。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他也要在这里感激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希望通过揭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玄想，指出一条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以便引导人类进入人间天堂。百科全书派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且再次启发了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全都受到了浪漫主义幻觉的支配。
虽然对生活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的确有助于我们找到克服困难的适当措施，但是在现世，要想找到一个永久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办法，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强调了理性的卓越性。在宗教统治被法国大革命瓦解了之后，理性就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专门为它设立了一个节日。这实际上是对理性的一种神化。但同时，大革命又在某些问题上对
理性缺乏尊重。在恐怖时期，“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受到了革命法庭的审判。他曾经是一名包税人，事实上，他提出的一些财政改革意见还是有价值的。但他作为旧秩序的一名官吏，被认为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当有人强烈声明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时，法庭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于是，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
大百科全书在某些方面，堪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象征。它强调冷静而理性的探讨，旨在为人类开辟更为幸福的新前景。这一时期，与理性相对立的浪漫主义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让·雅各·卢梭（1712—1778）。严格地说，他不能算一位哲学家。也许他的政治理论和教育著作应当除外，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和大量的文学活动，他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中找到了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尽管这本书的叙述因其“诗人般的”随意而多少有些不真实。卢梭生于日内瓦，是加尔文教徒的后裔。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由一位姑母抚养长大。自12岁离开学校起，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职业，但都不喜欢。16岁那年，他离家出走了。在都灵，他改信了天主教。作为谋生的权宜之计，他一度坚持了这一信仰，并依附于一位贵妇，但这位夫人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窘迫。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小事，这件事表明了一个完全感情用事者的伦理观：有人在卢梭那里发现了一条从主人那里偷来的丝带，卢梭却说丝带是一个女仆给他的，于是那个女仆立刻因偷窃而受到了惩罚。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是他自己出于对女仆的爱慕而偷了那条丝带。当人们要求他做出解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女仆。卢梭对自己所做的伪证没有任何悔恨的暗示，他的理由可能是自己这样做并无恶意。
后来，他又投靠了同样改信了天主教的德·华伦夫人。这位贵妇比年轻的流浪汉卢梭要大许多，她同时充当了母亲与情妇两种角色，卢梭在她家里住了10年之久。1743年，他做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但由于领不到薪水而辞了职。大约1745年，他在巴黎邂逅了女仆黛蕾丝·勒·瓦色，随后就娶了她为妻，但他时时又与别的女人有染。瓦色为他生的五个孩子都被送进了育婴所。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会爱上这位女仆，她贫穷、丑陋、无知，而且很不诚实，但似乎正是她的缺陷使卢梭产生了优越感。
卢梭在1750年之前，还不能算一位名作家
。就在这一年，狄戎学院以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为题，举办了一次论文大赛，卢梭作为反方，以其精彩的论证获了奖。他坚持认为文化教给人们各种非自然的需求，并使人们受到这些需求限制。他赞同斯巴达，反对雅典。科学遭到了他的诅咒，因为它产生于卑劣的动机。他认为文明人是腐化的，只有高尚的未开化者才具有真正的德行。卢梭在1754年出版的《论不平等》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第二年，他送了一本给伏尔泰，后者对他进行了大肆嘲讽，这种轻蔑终于使他们发生了争执。
1754年，已经成名的卢梭应邀回到了故乡日内瓦，为了获得公民资格，他重新皈依了加尔文教。1762年，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问世。前者论述了教育问题，后者含有他的政治理论。然而两本书都遭了谴责，因为《爱弥儿》对自然宗教的解释导致了所有宗教团体的不快，《社会契约论》则具有民主倾向。卢梭先是逃亡到了当时隶属于普鲁士的纳沙泰尔，后来又到了英国，并在那里遇到了休谟，还获得了乔治三世的一笔年金。但最后，他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还渐渐患上了迫害妄想症。回到巴黎之后，卢梭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
反对理性，维护感情，卢梭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除了其他方面，他还使新教神学走上了一条明显不同于托马斯学说的新道路，后者继承了古代哲学传统。关于新教，卢梭的观点免去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并且认为即使不求助于理性，这种信息也会从心底涌起。在伦理学方面，卢梭同样坚决主张我们的自然感情朝着正确的方向，而理性则会将我们引入歧途。这种浪漫主义的学说自然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完全对立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理论，因为它的随意性太强，简直是在鼓励任何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有当事人的感情支持就行了。对自然宗教的说明只是《爱弥儿》的一个插曲，题目为“一个萨瓦牧师的忏悔”。从某种角度看，源自卢梭的新感伤主义神学是不可置疑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奥卡姆的方式抛弃了理性。
《社会契约论》的风格完全不同。在这本书里，卢梭达到了他理论的巅峰。人们一旦把权利交付给了整个社会，他们就会丧失所有的个人自由。的确，卢梭也允许存在某些保护性措施，认为个人可以保留某些自然权利，但这取决于不可靠的假设，即统治者事实上始终尊重这些权利。统治者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就是“普遍意志”，这是一种合成的裁决，对于那些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个人同样有
强制力。
卢梭的很多观点都建立在普遍意志概念上，遗憾的是，他阐述得并不是很清楚。这一概念似乎是指除了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剩下的就是全体的人共享的“自身”利益。但卢梭并没有继续探究下去，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个遵循这一方向，尤其是怀有政治经济目的的国家，将被迫禁止一切形式的民间组织，这样一来，就具备了某种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部要素。对于这一点，卢梭似乎也不是毫无觉察，但他却没有指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至于他所讨论的民主主义，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他考虑的是古代城邦，而不是代议制政府。当然，那些最早反对卢梭学说的人以及后来的革命领袖们（尽管支持该学说）都曲解了这本书。
我们知道，在笛卡尔之后，欧洲哲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大陆哲学的各种理性主义体系，另一个是总体上的不列颠经验主义，两者都是关注个人经验的主观主义哲学。洛克曾为自己定下一个任务，即为搞清人的心灵范围而进行初步的探索。而休谟则极为明确地提出了怎样解释关系的大问题，休谟的答案是，我们养成的某些习惯使得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严格地说，即便如此也超出了休谟可以陈述的范围，但这种陈述还是暗示了解决困难的某种可能的方式。正是由于读了休谟的书，康德才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清醒过来，他把休谟所说的习惯提高到了某种理性原则的高度，从而轻易地解决了休谟的问题，尽管他很自然地又陷入了自己的一些新的困境当中。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一生从未远离过该城。早年的教育使他保持了虔信派的特征，这个特征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其伦理学创作。康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就读，刚开始学习神学，最终转向了哲学，并从中得到了真正的乐趣。有一个时期，他为了谋生而做了地主贵族子弟的私人导师，直到1755年获得柯尼斯堡大学的讲师职位为止。1770年，他晋升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康德过的虽然不是苛严的苦行生活，但还是非常自律和勤勉。他的生活是如此有规律，以至于市民们常常以他路过的时间来对表。他身体不算强壮，但也没什么病，原因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他还非常健谈，总是在各种社交集会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政治上，康德完全接受了启蒙运动传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宗教上坚持一种非正统的新教立场。他还支持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原则。他虽然一生都不富有，但却以自己伟大的哲学著
作而声名卓著。康德晚年时已经心力衰竭，但柯尼斯堡人仍然以他为荣。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所获得的这种荣誉的确很少有其他哲学家获得过。
康德著作涵盖的内容很广泛，他曾在某些时候讲授过所有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康德的批判哲学。批判性问题最初是由洛克提出来讨论的，他的愿望是扫净地面，打下基础。但是在洛克之后，理念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这方面，康德发动了一场他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和休谟不同，他并没有试图用经验来解释概念，而是一开始就用概念来解释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在不列颠经验主义的极端立场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先天原则之间保持了某种平衡。康德的理论十分复杂，令人费解，而且很多地方值得怀疑，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他的学说对后来哲学产生的巨大影响，那么就必须尽力把握它的总体轮廓。
与休谟及经验主义者一样，康德也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不同的是，他为这一观点加上了一条重要的评论：我们应该把实际产生知识的东西和这些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区分开来。因此，虽然知识可以来自经验，但又不完全来自经验。也就是说，感官经验是产生知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康德可能会认为，知识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将经验素材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原则本身并不来自于经验。他虽然并没有这么说，但它们显然就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先天原则。
心灵所提供的理性使经验形成了知识。康德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把理性的普遍概念称为范畴。由于知识具有命题的性质，所以这些范畴必须与命题的形式相关联。不过在揭示康德如何推导出范畴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命题分类的重要问题。追随莱布尼茨的康德坚持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谓逻辑。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逻辑是完整的，不必再作进一步的完善了。这样，所有的命题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语已经包含谓语，另一类则不包含。“所有物体都具有广延性”就属于前一类，因为它涉及物体如何被定义。这类命题被称为分析命题，它们只解释词语。而“所有物体都有重量”则属于后一类，因为物体概念本身并不包括重量概念。这是一个综合命题，它可以被否定而不会导致自相矛盾。康德在提出这一命题区分方式的同时，还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标准。他把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称为“先验的”，而把其他所有来自于经验的知识称为“后验的”。关键在于，这两种分类彼此交叉。康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
脱离经验主义者的困境的，而后者，比如休谟，可能曾经混淆了这两种分类。
分析命题涵盖了先验知识，而综合命题则与后验知识相关。的确，康德承认前者，但同时又坚持存在着先验的综合命题。《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旨就是要确定先验的综合命题怎样才有可能存在。具体地说，康德在这里竭力想要证明的是纯粹数学的可能性，因为按他的说法，数学命题就是先验的综合命题。他讨论的例子就是一道算术题：5+7。这个例子无疑是来自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该篇用的也是同样的数字。5+7=12这个命题就是先验的，因为它并不来自经验，但同时它又是综合的，因为“12”这个概念并不包含在“5”“7”和“10”的概念之内。以此为根据，康德坚持认为数学是先验综合的。另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因果论原则：休谟的解释在“必然联系”这道障碍面前出了差错，因为根据印象和理念的理论，必然联系是不可能的。对康德来说，因果论就是一种先验的综合原则。之所以称它为先验的，只是为了强调休谟的观点，即它不可能来自经验。但康德并没有把它说成是某种外在的习惯性条件，而是把它看做一种认识原则。它之所以是综合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否定它，又不至于陷入语言上的自相矛盾。正如我们稍后将了解到的那样，它是一种先验的综合原则，知识离开了它，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康德的范畴论了。范畴不是数学概念，而是先验的认知概念，如前所示，它们只能在命题的形式中发现。如果我们接受了康德的逻辑观，那么范畴的一览表似乎就自然地随之而来了。康德的确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推导范畴完整名单的方法。首先，他对命题的某些传统形式特征作了区分，如数量、品质、关系和模态。对于数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家们已经发现了全称命题、特称命题和单称命题。与此相对应的是单一性范畴、多样性范畴和全体性范畴。一个命题的性质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和限定的，与此对应的分别是范畴的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在关系特征方面，我们可以把命题分成定言、假言和选言三类，相对应的则是实体和偶性范畴、原因和结果范畴、相互作用范畴。最后，命题根据其模态可分为盖然命题、实然命题和必然命题三种，与此相对应的是可能性与非可能性范畴、存在性与非存在性范畴、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
在这里，我们即使不去考察康德的演绎细节，也不难看出，康德的范畴表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完整，因为它依赖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