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还剩大半年，前任租客当起了二房东，被我捡了漏。
当时我还很兴奋，认为我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可惜的是，我只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傻子。
我没有面试上那份工作，我毕业了，老板的儿子也毕业了。
我就没了工作。
我告诉自己没关系，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回去的路程不算远，我干脆走着回去，还能省点车费，毕竟我现在入不敷出。
我边走边想，这个时间点阁楼会很热，要不要去便利店待一会儿，正好等一等打折的便当。
在路口我看到了熟悉的行李箱，那是我的。箱子体上有被某位无名氏摔裂的断口，很小一点，可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
旁边蹲着的是我的房东，那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他见我来了，急匆匆的把行李箱的拉杆塞进我手里，嘴唇在太阳底下一张一合，而后我的手心又被塞进了一摞现金。
说实话，我以为没听见他说的是什么，这位前任房东似乎是大阪人，口音很重。
幼时我的耳朵被打出了问题，只有一侧能听得清。
大多数时间我靠读唇语进行翻译，连蒙带猜也能交流。
现在他背对着太阳，我看不清他的口型。
可我很确定我听清了，他说：房东发现了他把房子租出去了，现在那个地方不能住人。
哦，原来是我没地方住了。
我数了数，比我交上去的房租还多了一千块。可能是前任房东可怜我，额外给的，也有可能是不小心数多了一张。
我不愿意相信自己接二连三的倒霉，于是开始说服自己我的前任房东是个好心的人。
但我又接受不了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越是劝说越是走向极端。
最后我决定放过我自己，不远处有一个红色的募捐箱，我把那一千块丢了进去。
紧接着，后面的店铺冲出来一批人，凶神恶煞的，看起来像是某些极道组织的人。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硬气一些，他们凶巴巴的开口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诚平，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的姓氏，他们几个就对着我身后一招手。
一辆面包车猛地一刹车，把我拉了进去。
我收回刚才的话，人倒霉起来绝对没有尽头。
出乎预料的是，他们没打算打劫，也没打算让我身上少点什么，只是把我拉到了电视台。
在摄像机前，我默默的把那叠现金藏的更深了些。
久居校园，我对社会上这些事不太明白。
想起还站在门外的大汉，我照着前一位情绪激动的面具男的话术囫囵说了一遍。大概就是学生就业问题之类的。
现在想起来，我说的那样空泛，居然还有人敢信。
说完这些后，那群大汉就没在管我，我也乐的忘记这件事。
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兜兜转转换了几份零工，手里多少有了一些钱。
我受够了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打算租个房子，哪怕是个阁楼也好。
中介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我都替他感到口渴，干脆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的底线，告诉他我只有这些钱，超过这个价钱压根租不起。
中介像是被吓到了，也可能是渴了，连喝了三杯水才说：“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
他带我来到了熟悉的街角，我们俩站在熟悉的阁楼前。
他兢兢业业的介绍，我努力憋笑，并用半年前住了三天时间摸索出来的缺点进行还价。
地板踩上去会响、马桶漏水、空调耗电大、附近太吵……
桩桩件件，都是扣钱点。
最后，我竟然用了和半年前差不多价格拿下了这间阁楼。
我的心情不错，中介就没那么愉快了，一直苦着一张脸。
我猜，那是他没了抽成的表现。
或许生活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有了固定居所后，我去邮局改了邮箱、住址等等。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红色的劣质封面壳，寄出地址是内务省，上面说我是议员。
啊？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知道一件事，会有损友使用陌生的号码伪装成教务处发短信。
说XX生在XX时间段扰乱课堂秩序，扣分云云。
这种骗局很难拆穿，因为没人记得自己一天都在做什么，没有人会不走神。
并且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的好朋友，可往往这个好朋友就是发短信的人。
可我没有朋友，于是我去了教务处，这个顽劣的骗局就此在我们学校销声匿迹。
这封信被我当成了那种不入流的玩笑。
但我忘了，除了内务省，没有人能采购到这样劣质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