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而政治情报足以左右政治大局，大多数情况下，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相辅相成，共同左右大局变动，甚至企图改变世界格局。为此，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要时刻提高对外防范的意识，扼杀栖息在暗处的政治情报。
第一节二战期间，克格勃情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
在情报人员领域，提起前苏联克格勃，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令人闻声色变，这个庞大的情报组织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神秘和不可一世的，该组织下的情报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这里，FBI将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中国战场上的一批克格勃情报人员，其中不乏理查德?佐尔格这样世界知名的大情报人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前苏联情报机构和内务部不仅向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法西斯轴心国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同时也往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派出了许多情报工作者。这些情报人员分别以志愿者、战地服务人员等身份进入中国，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前苏联情报机关从情报人员之中选拔出了一些具有某些方面特长的工作人员，以形形色色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前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而残酷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前苏联派遣到中国的情报人员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等因素，斯大林长期关注远东，更关注中国。这一时期，前苏联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由此而渗入了中国。
潜入中国克格勃情报人员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便是理查德?佐尔格。在1930到1932年期间，前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所建立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前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
理查德?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理查德?佐尔格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理查德?佐尔格在前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
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理查德?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
与此同时，理查德?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及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了解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在理查德?佐尔格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三百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由此可见，理查德?佐尔格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得多么透彻。
但是随着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地区的广泛活动，他的行动开始被国民党特工秘密监视，理查德?佐尔格也有所察觉，就这样理查德?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后人评价理查德?佐尔格是堪称前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在中国战场上，与理查德?佐尔格比肩的一位优秀情报人员则是崔可夫，1938年夏，斯大林亲自批准前苏联军事使团前来中国，其中21名高级军官就有崔可夫，后者在1929年参与了远东之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第三次来华。临行前，斯大林同崔可夫进行了“绝密”的谈话。斯大林说：“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此番前来是担任驻华前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并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清单是：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其相应的装备与配件。
前苏联军事顾问遍及国民党的各个战区，自然容易把握蒋介石的军事态势。崔可夫可以出席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崔可夫广泛地接触各国驻华武官，大量搜集世界军事情报，并迅速地报告给前苏联政府。诸如国民党的兵力仅相当于日军在中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蒋介石还想与前苏联促进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抗日本法西
斯。特别是在斯大林暗中生疑与日俱增之时，前苏联政府急令崔可夫从速密报有关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倾向性情报。这是涉及前苏联战略方向的一大要务，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行即将访问前苏联。
为应急用，前苏联派来的专机在中国兰州待命。崔可夫在应急情况下，凭着他的特殊身份，终于把国民党政府获得的有关日本“南进”的日文文件弄到手，迅速复制，火速送往兰州待飞的前苏联专机，同时还有崔可夫有关日本“南进”大于“北进”可能性的情报。随后世人看到了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面世。历史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已感觉日本意在“南进”，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使前苏联全力地在一个方向上反击进犯之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力量。
第二节中央情报局策动印尼政变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凸显全球性的特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也同样具有全球性。随着前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一浪接一浪，欧洲和第三世界左派力量日益壮大，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感到头痛的状况。在这期间，艾伦？杜勒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两项秘密行动计划，即推翻伊朗和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计划，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而在亚洲的越南行动却失败了。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失败，并没能阻止他再次试图推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FBI为你介绍发生在1958年，地点是印度尼西亚的那场劫难。
印尼总统苏加诺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于1949年结束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长达350
年的统治，并宣告独立，印尼独立后对西方社会采取了坚定的自主态度。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雅加达成功召开，苏加诺总统访问了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后，感受到了亚非民族解放的新气象。1957年2
月，苏加诺突然宣布“西方议会制”不适合这个由各种大小岛屿组成的国家，转而主张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这一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在印尼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时期，印尼举行了大选，在大选中印尼共产党取得了1/4
席选票，据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在内阁成员中共产党也应占1/4的席位。苏加诺的这些行为使美国人大为光火，中央情报局决定拔掉苏加诺这根钉子，计划采用“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推翻苏加诺政权
。1957年上半年，中央情报局向驻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反苏加诺的印尼叛军提供直接的援助。而且，为了配合这一军事行动，计划处远东五组副组长约瑟夫？伯克霍尔德参与了一桩丑化苏加诺形象的秘密行动，为推翻苏加诺的统治做准备。
多年后，约瑟夫？伯克霍尔德讲述了中央情报局颠覆苏加诺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约瑟夫？伯克霍尔德指出：中央情报局几个月以来在苏加诺亲共倾向这个题目上作了许多文章……最后想出了一个主题：苏加诺甘愿受一个前苏联女特务的驱使。言下之意，就是苏加诺之所以屈服于一前苏联的控制，是这个女特务影响的结果，或者是她软硬兼施的结果。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会提出“苏加诺甘愿受一个前苏联女特务的驱使”这样的主题，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在苏加诺统治的国家里，人们的文化和宗教道德伦理观念与众不同。在那里，男人享用女人是天经地义的。在其教义中，神向忠实于他的战士许诺，将提供乌黑眼珠、妖媚动人的女人供他们永久地享乐；其二，在20世纪的各国领袖人物中，印尼总统苏加诺算得上一位行为举止比较独特的人物。一般来说，作为一国之主的人物在私生活上都比较注意影响，力求在公众中树立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纵使有一些私生活比较糜烂的人物，也多在自己的寝官里放纵享乐，而不愿在公开场合显出放荡不羁的样子，特别是在外交活动中，他们更是行事谨慎。而苏加诺则不然，他可以不分场合地寻芳猎艳，在国际上素有好色之徒的名声。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利用苏加诺的生活丑闻搞掉他。但他们也知道，在印尼这样一个信奉穆斯林教的国度里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苏加诺玩弄女性并不能在人们心目中激起反感。于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计划主题是：女人将印尼人民拥戴的领导人苏加诺战胜了。在印尼特殊的文化中，男人受到女性的欺骗，被女人占了上风，或在智力上被打败了，是人们所无法容忍和不可饶恕的。
中央情报局选定搞垮苏加诺的主题后，在世界上广造舆论，同时也在印尼国内散布这样的消息。中央情报局在关于苏加诺的桃色新闻上还加上了耸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他们大肆宣传：苏加诺总统己堕入一名前苏联金发女郎的情网之中，而这位金发女郎是前苏联情报人员，她诱使苏加诺屈服于前苏联人的脚下，损害印尼的国家利益；如此一来，印尼人能够看到，这决非是一般的生活方式问题，而是完全的堕落，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流言蜚语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报
章杂志上。但是，这些桃色新闻并没有在印尼国内引起什么反响，人民也并没有揭竿而起，进而推翻苏加诺总统。面对此种情况，中央情报局多少有些不甘心，于是决定加大宣传力度，一定要使印尼人民信以为真。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宫员们想出了一个下流的主意——搞一部苏加诺风流艳事的色情影片诋毁他。就这样，中央情报局拍摄了一部片名叫《良辰美景》的影片，还拍了一些静态照片，在远东广为印发。
中央情报局在搞垮苏加诺政权行动中生怕色情的力度不够大，还要再加上一点军火。于是，中央情报局同时和苏门答腊的印度尼西亚反叛军官们加强联系。中央情报局不仅给这些叛军提供武器，而且还提供驾驶B-26型轰炸机的飞行员——就像在危地马拉所做的那样——以支持这些反叛者的行动。1958年2月，苏加诺出访日本期间，这些军官们宣布他们自己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然而，苏加诺在危机中所表现的能力远比想象中强而有力。苏加诺命令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以后不到5个月，反叛军官的政府就垮了台。1958年5
月18日，中央情报局B-26型轰炸机的驾驶员艾伦？波普在误炸了一座教学楼，造成许多民众死亡以后，被苏加诺军队击落并俘虏。中央情报局作出决定，撤出战斗。4个月后，在罗伯特？肯尼迪抛出个人请求的情况下，苏加诺释放了波普，这标志着中央情报局这次秘密行动以失败告终。
事情发生后，美国官方始终否认中央情报局曾参与1958年在印尼发生的军事叛乱和策划颠覆苏加诺政权的秘密活动。但是印尼人清楚地知道，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的叛军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苏加诺并不想和美国人闹翻，于是，他决定让此事不了了之。因为苏加诺明白，一旦和美国闹翻，印尼将失去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
美国一直不愿放弃在远东的利益。1959年，中国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发生在中国方面的事十分关切，此时苏加诺对美国表现出来的温和态度符合国务卿杜勒斯在远东推行的政策。为了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增加了对印尼的经济援助。中央情报局的立场是，只要苏加诺愿意和美国保持合作，而不倾向于共产党中国或前苏联，他们便让苏加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这个“千岛之国”。
世界局势瞬息万变，1965年印尼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九三零事件”才真正遂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心愿。
1965年9
月，以印
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为首的“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了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9月30日，一批年轻军官起事反对这一政变，杀害了包括陆军参谋长在内的6名将军。苏哈托遂于1965年10月1日以印尼共产党发生“政变”为名，动用全国陆军力量，会同极端宗教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1966年，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印尼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25号决定书。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2000年，印尼现任总统瓦希德，自3月初以来一再表示：建议人民协商会议废除其1966年通过的在印尼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25号决定书是有充分理由的。为此，瓦希德在5月26日向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全面解释。瓦希德坚持正义、崇尚民主、尊重事实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称赞，此项建议更可谓气魄非凡。因为在过去的34年里，谁敢谈论这个问题谁就会大祸临头，轻者被关押，重者会引来杀身之祸。此项建议一出，不仅立即在印尼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而且还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世界上一片赞扬声中，不免也有人心中难受，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又要采取行动，人们将拭目以待。
第三节国与国之间的别种较量
情报战几乎遍布在军事、政治、商业，甚至乞讨等各个领域。当情报人员的较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情报战便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国与国的较量。而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是多元的，不仅是情报战武器设备的较量，还是情报人员头脑技能的较量，甚至是国与国之间战略、策略的较量。FBI以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的情报战为例讲述国与国之间的别种较量。
冷战时期，美苏为获取对方的战略情报和军事机密展开过惊心动魄的较量。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前苏联克格勃将对方情报人员捉了又放，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间是家常便饭。对于活跃于本土的对方情报人员，两国都心照不宣，有时故意视而不见，一般情况下可以相安无事。如果双方发生对立或交恶，情报人员们就要遭殃了。一旦“人赃俱获”，情报人员非死即囚；最幸运的是那些具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最终能落个不受欢迎、驱逐出境的结局。当然，通常双方会有来有往、冤冤相报，指名道姓并义正词严地告白于天下，开展针锋相对的情报人员战。这实际是一种以情报人员为工具的国际政治恶斗。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曾与美国有过一段“蜜月期”。甚至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情报人员聚首美国得
克萨斯州进行交流，相互给昔日的对手提出建议，以改进各自的情报人员技能。双方甚至还互相自曝秘密家底，以取信对方。
但是不久后，美俄之间的“抓情报人员游戏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仅从1994年以来，美国就捕获并重判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反间情报官员哈姆斯、中央情报局人员尼科尔森、退休军事情报分析员布恩、海军密码破译员丹尼尔?金、陆军上校乔治?特罗菲莫夫、联邦调查局人员厄尔，直至联邦调查局“超级鼹鼠
?)
汉森。这些人都是因为俄罗斯窃取情报而被捕。1999年12月，美国还将一名俄外交官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对美情报人员也不手软。1997年11月以来，曾先后抓获美国技术人员布利斯、美国大使馆一名二秘、美国退休情报官波普、一名立陶宛籍俄国人和俄核专家伊戈尔等一批为美国搜集情报的美国人和俄国人。1999年7月，俄罗斯也相应驱逐了美国的外交官。
从美俄双方披露的情报人员案案情来看，近年来双方针对对方的情报活动不但人员规模已恢复到冷战时代的水平，而且情报活动的手段日益先进，力度日益加大。美国政府披露曾不惜耗资数亿美元在俄驻美使馆地下挖掘电子窃听隧道，维护使用至今。俄罗斯则在美国务院的机密会议室安装了窃听器，水平也不相上下。在从事针对对方的情报人员活动方面，美俄两家可说是半斤八两。
可令世人不解的是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一度出现过蜜月期，差不多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为什么双方的情报人员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呢？
实际上，美俄两国情报人员活动和抓情报人员战的升级反映出两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未能建立真正的互信。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执意实行北约东扩，甚至一直要扩到原是前苏联一部分的波罗的海三国，企图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实上，俄罗斯加强对美国情报活动的指示早在普京上任之前，就由叶利钦下达了。这反映出俄罗斯也一直没有把美国当成真正的朋友，而是潜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