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80后中毒最深——房价收入比
在武汉工作的80后张阳很郁闷，眼瞅着武汉的房价不断攀升，早已经超过他的心理承受底线——5500元/平方米。对于毕业两三年的他来说，即使想买个5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也很难。
在武汉中心城区内，一套80平方米、单价6500元/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50多万元。这对像张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承受，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张阳与女友，两人月收入共4000元左右。按照当前的房价水平，买房子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武汉的房价会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张阳在武汉沌口某学校任教，又在某企业工作的小吴谈上了恋爱，他本以为幸福生活将拉开序幕，却没想到因为那遥不可及的房子，他的美好姻缘还没怎么开始就走到尽头。在高房价面前，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房子却成了爱情的入场券。
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故事中的张阳为例：一套普通新房平均50多万左右；张阳和女朋友加的年收入是4.5万；两者相除，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11。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被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2007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远高于国际上普遍认为的正常水平。我国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多在6倍以上，属于房价过高的范畴，大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6，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10甚至更高。
房价收入比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房价过高。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高房价，是“众力”合推的结果。
其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子是稀缺资源，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这自然成为了中国人购房的硬需求，如此巨大的内在需求使得中国的房价不会太低。
其二，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发展中谋得的好处。政府垄断城镇的土地资源。正是在这种体制和机制的刺激下，地方政府自然要拼命地炒高地价，绞尽脑汁使商业用地价值最大化。
其三，房地产暴利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房地产商为保持高利润，通过恶意炒作，囤积居奇，积压闲置土地，控制房源供给，联手哄抬房价，从而达到榨取购房者最大的利润。
其四，
炒房团是高房价的潜在推力。如“温州炒房团”举世闻名，他们资金雄厚，集团运作，在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出手，如飓风一般攻城略地，所到之处房价急升。
其五，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为高房价推波助澜。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持续升值或升值预期中，吸引了大量国外游资流入了中国市场，这就是国际热钱。这些“游资”的目的就是赚钱，我国各城市的房价持续攀高，使得国际热钱越来越集中到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房价跌不下来。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内在需要，然而，在高房价面前人们却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尤其对于80后来说，面临着“成家立业”的历史任务，或自掏腰包或父母赞助，竭尽全家之力去买房，成为事实上的房奴，背负高房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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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虚涨泡沫
房地产价格是由房屋等建筑物价格和土地价格共同构成。房价与地价是紧密联系的，房价泡沫则与地价泡沫密切相关。此外，开发商对利润的期望值过高，人为抬高房价，也会形成经济泡沫。它是房地产业可能出现的泡沫经济的类型之一。
从柴米油盐看生活水准——恩格尔系数
过去，中国人见了面，习惯打招呼：“吃了吗？”但这一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问候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句“你好”取代了。
子曰：“食色，性也。”食欲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中国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古话，对老百姓来说，吃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情。因此我们中国才形成了一个让外国人不理解的现象，不管在哪里见面，不管何时见面，总要问一句：“吃了吗？”
中国人习惯的“吃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人叫“吃拳头”；行不通说“吃不开”；受不了叫“吃不消”；靠女人的男人被称为“吃软饭”的；打官司叫“吃官司”。可见，吃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重要！
可是，为什么“吃了吗”慢慢被“你好”取代了呢？经济学家认为，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吃上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而在服装、汽车、娱乐上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大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尔系数”降低。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
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推论：
（1）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
（2）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
（3）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经济越困难。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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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收入水平高，则购买力强，反之则弱。
尽力减少贫富差距——基尼系数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一个术语：马太效应，用以概括这种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社会现象。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在经济领域内广泛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于是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态，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用以测量贫富差异程度的基尼指数应运而生。
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
%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在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把它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
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基尼系数较为客观、直观地反映了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超过了0.4的警戒线。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许多国家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仅占收入的份额的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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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租金的概念
可以将租金看成是一种要素收入，其数量的减少不会引起要素供给量减少。有许多要素的收入尽管从整体上看不同于租金，但其收入的一部分可能类似于租金，即如果从该要素的全部收入中减去这一部分并不会影响要素的供给，我们称这一部分要素收入为经济租金，又叫经济剩余。
老百姓的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幸福
指数
《论语》中有一个“子贡问政”的故事。
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国家的要诀。
孔子回答说：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有信仰。
子贡又问道：如果非要去掉一个呢？
孔子回答：去兵。
子贡又问道：如果要再去掉一个呢？
孔子回答：去食。
孔子接着说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兵力确实重要，但不是治国之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国家将会因此而力量涣散。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的力量凝聚起来。
物质上的幸福固然重要，但是精神上的力量才是无穷的。20世纪，评估一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不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简单看GDP就行了，还要看GNH，即国民幸福指数，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要看老百姓内心的真正感受——他们觉得安全吗？他们觉得快乐吗？他们认同自己的生活吗？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却较为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可以说，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映，是挂在人民群众脸上的“指数”。
幸福指数，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客观指标。如深圳社科院在做“和谐深圳”社会调查考评时，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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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型政府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首要任务，政府职能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经济管理向关注群众民生、服务转化。
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消费者物价指数
从2009年11月12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2009年1至10月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0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2.3%，降幅比9月份缩小0.2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降幅缩小。从环比看，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9月份上涨0.3%，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1至10月，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1.7%，降幅比1至3季度扩大0.1个百分点。
经济危机之后，普通居民对物价的感觉是更贵了，CPI恐怕是大家谈论最多的经济词汇了。确实，我们周边的很多朋友，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他的年纪是长是幼，甚至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的老大妈，也在谈论CPI。比如说猪肉的价格变化、面粉的价格变化、蔬菜的价格变化等的关注。
那么什么是CPI？谓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英文缩写为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以上原因，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某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5%，则表示你的生活成本比上一年平均上升2.5%。当生活成本提高，你拥有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换句话说，一年前面值100元的纸币，现在只能买到价值97.5元的货品及服务。
但是真实的日常生活费用情况CPI是反映不出来的，有时我们对物价的感觉与公布的统计数据会有差异。我国CPI当中包含八大类商品：第一类是食品，第二类是烟酒及其用品，第三类是衣着，第四类是家庭设备用品和维修服务，第五类是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第六类是交通和通讯，第七类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和服务，第八类是居住。与居民消费
相关的所有类别都包括在这八大类中。在CPI价格体系中，食品类权重占到32.74%。
这八类商品当中，主要上涨的是主要是食品价格，如肉类、粮食、豆制品，以及食用油、蔬菜。2007年物价指数到了4.8，4.8当中有4.0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4.0比4.8，等于83.3。从而导致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它与电视机、电冰箱的价格有着很大的差别。电视机、电冰箱价格上涨了，我们可以不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照样能活下去；但食品价格上涨了，我们却不能不买。
而CPI里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被严重低估的就是鸡鸭鱼肉等食品的价格——它导致你吃饭的花费大幅上涨。例如每一个老百姓吃饭的花费平均增加了50％，然而50％的吃饭费用的上升没有直接反映在CPI里面，为什么？
因为CPI是我们所有用到的消费品的平均数，刚才我们说到的4.8％代表所有消费品的增长，其中包括电器、住房等。所以真正重要的指标不能从整体去看，要单个来看，看肉价上升多少，大米价格上升多少，食用油价格上升多少。CPI并不能如实反映你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要想了解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你只有单个去看。
所以，在看CPI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一不小心的话，CPI就会说谎，就会与我们的亲身感受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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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作用
1反映通货膨胀状况。通货膨胀率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表示。
2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货币购买力则下降；反之则上升。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倒数就是货币购买力指数。
3反映对职工实际工资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减少，反之，意味着实际工资的提高。
哪个城市更适合我们生存——生活成本指数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基本不生小病、基本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
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一般房租都要800，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以上）吃饭600，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
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左右。
上海
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
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各人不同，200比较平均），餐费450（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两类人群明显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北京为例，大多数本地人口由于住房有保障，并且社会保障很齐全，个人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他们不会带来太多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务工者而言，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质量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假设一个人漂在北京，他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应该达到多少呢？我们不妨举一个北漂族的具体例子。
小黄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小黄在朝阳区某地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为1500元。每天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个月的食物消费大约700元。每天的交通费大约需要5元，因此一个月的交通费大约150元。每个月日常用品费和服装费用大约400元。此外，手机通信费大约需要100元。
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花费，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如果将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小黄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黄的花费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了。
我国正处于改
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期，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集中。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大城市在日渐繁华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质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就目前来看，在北京等大城市要降低生活成本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政府应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及房租，减少其占劳动者收入支配的百分比，并尽量给外地务工者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尽力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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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主要是指房屋所在地与业主平时的工作、生活圈之间所产生的各类成本。一般认为，半径为5公里的生活圈是基本生活成本的核算基础，低于或超过部分将相应减少或增加生活成本。
我们怎样面对4亿老年人——负担系数
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作为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四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