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可以让诗句神采奕奕，一字之差也可以展现开封官场的无底线。当改革派看到仁宗皇帝给他们传阅的“行伊霍之事”的信，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连富弼都在疑惑自己之前是不是看错了？怎么都没有注意里面有“行伊霍之事”呢？石介读到这封信也为之震惊，是自己的笔迹，千真万确。难道是自己当初笔误写错了？范仲淹、韩琦更是恨铁不成钢，怎么会有这么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改革共事者。他们谁也想不到这都是夏竦做的手脚。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需要应对，保持沉默是行不通的。小人用君子的手段做手脚，那是谋略，而君子用君子的手段回应，那叫迂腐。夏竦就抓住了这一点，在仁宗皇帝眼中夏竦就是自己人，只要有人有图谋不轨的心思就第一时间取证，并及时汇报，这就是君子的忠心。真可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只是谁能知道这证据只是一个连当事人都无法辨认出的伪证呢？小人用的手段和君子没有差别，辨别君子与伪君子的难度就和辨认那封书信的真伪一样难。
欧阳修最先不镇定，论写文章欧阳先生独步天下，改革派在文字上翻船，那就在文字上翻盘。写文章反驳，写得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可君子们往往都是有缺陷的，最严重的缺陷莫过于不能揣摩圣意了。夏竦之所以能够一招致命，就是因为能够准确把住仁宗皇帝的脉，知道陛下最关切的是什么，利用这把利刃把对手刺的遍体鳞伤。欧阳修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有可能直冲利刃鲜血飞溅。
欧阳修给仁宗皇帝写了一篇题为《朋党论》，其文理俱惬的文章。“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一开篇就申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然后给皇帝论证非正义的人是不能团结的，他们各怀鬼胎只能是一盘散沙，只有君子可以团结起来做正义的事。也劝解皇帝不必担忧君子之朋，他们都做的是正义的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后恳请陛下把小人都清理出去，支持君子们为国家贡献力量。不可否认这是一篇奇文，大体是说小人喻于利结党营私，君子喻于义结朋为公。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一定会作为政论文的典范永流传。
仁宗皇帝把《朋党论》拿给了夏竦看，看来仁宗皇帝已经很善于驾驭帝术。把夏竦的信拿给改革派，把改革派的文章拿给夏竦，告诫每一个人其命运都在帝王的手指尖，至于指尖向上还是扣下都在帝王的一念之间。
夏竦不愧是帝师，说道：“陛下治国不要妄想这个世界有君子，每个人都会不失时机的利用灵魂中的恶念。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利害面前，忘恩负义比忘记母丧还快。陛下做决定时，一定要果断，国家的统治比普通道德要重要的多。大宋的子民是否爱戴您，那是他们的意志，至于是否畏惧您，那是您的意志决定的，显然让人畏惧更利于治理国家，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范仲淹他们那些仁义道德对国家治理毫无益处，让他们赶紧走，越早越好。”
仁宗皇帝听完这篇“高论”，顾不得去欣赏什么《朋党论》了，顾不得去关心什么常平仓了。在夏竦的这番高论之下，《朋党论》倒显得是那么的虚伪不切实际。没有什么道德是高于赵宋统治的，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并不是欧阳修这些改革派犯下的本质错误。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不懂得对于肮脏的政治，需要用更卑鄙的手段去周旋。夏竦卑鄙的吐了一口脏水，欧阳修写了一首优美的诗去反驳。如果贾昌朝做一个下流动作，难道还要给他回敬一曲优美的舞蹈吗？这个时期的欧阳修、韩琦、蔡襄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欧阳修终于有机会认识到政治的肮脏了。苏舜钦、王益柔因诗被贬，苏舜钦的岳父，刚从参知政事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杜衍引咎辞职。欧阳修离开朝庭的原因最令人匪夷所思，乱伦！一个干净的人去认识肮脏确实困难，既然欧阳公总是认识不到政治的肮脏，那就给您一个认识的机会。
一天，开封府右军巡院大堂下跪着两人，站着一人，站着的叫欧阳晟，跪着的两人一男一女。此女为欧阳晟之妻，男的是欧阳晟家的仆人，一个貌美一个英俊。权知开封府杨日严得知此案的当事人欧阳晟是欧阳修的远房侄子，突然来了精神。杨日严任益州知州时，欧阳修以渎职罪名弹劾过他。
“我妻张氏与仆人通奸，证据确凿，我当场捉奸。”欧阳晟指控。
“不准确，是开封府的巡逻当场捉奸。本案有可能涉及要案，供词要句句慎重。”提典刑狱官说，“张氏，陈述你的来历，不得伪辨。”
“女子母亲早亡，父亲去世后，随继母欧阳氏寄住母亲之兄欧阳修家中，两年前嫁伯父远房侄子欧阳晟。”张氏回答。
“还有没有和什么人有染？不如实交代，大刑伺候。”杨日严着急的问。
张氏吞吞吐吐的说：“还…还和…”
“快说！”杨知府急不可耐了。
“一个…跑船的。是我家官人的小妾先跟他好上的，被我发现，他们二人设计拉我下水。”张氏一股脑儿交代了。
案情是很清楚，当事人也都供认不讳。可这些才不是杨日严关心的，重点是要能扯上欧阳修。张氏被打的体无完肤，想脱离这酷刑逼供，就顺着狱卒的指引开始语无伦次的说。不牵扯到欧阳修就得接着打。在酷刑之下没有得不到的供词。供词的结论是，此女还和欧阳修有染，当属乱伦。
虽然有杨日严、贾昌朝等人下黑手，但大宋朝庭上还是有有良知的官员，甚至是有良知的宦官。最终“乱伦”的罪行被洗刷，但是这脏水泼下，怎么洗都不能让欧阳修除去心中的恶心。这样的脏水泼向夏竦他能洗把脸，泼向贾昌朝他能当作美酒一饮而尽还舔舔。欧阳修做不到，他就不能在朝庭里待着，被贬滁州。那里“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饮少则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杜衍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兖州。
富弼罢枢密副使，出河北宣抚使。
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
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邠州。
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知滁州。
仁宗皇帝还加一条，此人事任免任何人不得议论，算是给这短暂的“庆历新政”留下最后一分尊严。从此，范仲淹再也没有回到朝庭。滕宗谅重修完岳阳楼后，他写了一篇他一生曾为之践行的文人道德坐标《岳阳楼记》。文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新政”只进行了一年多，便戛然而止。改革派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措施却没有直插要害，而用道德标准去改善吏治。原本君子与小人的标签就没有挂在脸上，其标准仅在上级的一念之间。官吏没有意愿去为难百姓，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仅仅为了让上级满意。他们竞相比较谁更能让上级满意，让上级认为你是同级中最衷心、最贴心的一个。抛开具体行政标准，用道德去考核他们，让他们用良知去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可行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促使仁宗皇帝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不急于改革了。西夏派使者来议和了，外部矛盾缓和了，不必急于解决发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