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西南的这座常平仓接待了自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977）建仓以来，官阶最高的一行官员。他们今天将在这里研讨为什么建仓将近七十年，大多数时候常平仓就和现在一样，一粒粮食也没有，根本无法发挥平抑粮价的作用，更谈不上赈灾了。也为下一次御前会议做好准备。这其中的问题有很多，历任官员都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这次御史台铁了心要上奏，仁宗皇帝坚决要求调查，才不得不组会，给予一个答复。
庆历时期的言官虽然还没有傲慢到罢相的程度，但已经跃跃欲试，御史中丞王拱辰首先发问：“中书的平章事一位都不到？”中书省当然是高于御史台的，无论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参知政事职位都在御史中丞之上。但无论地位高低，官大官小，最终的权力还是发言奏事的权力，因为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的，谁能够通过发言影响皇权的行使，谁的权力就大。这一点早就被言官认识到了，大宋的言官不断加强言官发言的权力，甚至要求不允许追究言官发言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官阶不高，但权力和影响力极大。
面对王拱辰咄咄逼人的问题，参知政事范仲淹也要谨慎作答。虽然参知政事是仅次于平章事的宰执，但今天到场的枢密使贾昌朝朝中资历深，御史台也是新仇加旧恨憋了一肚子气，三司和司农寺、常平仓这样的基层部门一定也是积累了满腹的委屈，如果回答的过于强硬也不好收场。此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两位，一位是晏殊，一位是章得象。这二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定不了，原因是此二人久居高官认清了很多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亲身经历过各种不成功的处理，也就不再有任何鲜明的态度和举措。晏殊是怎么都好，你说怎样就怎样，都听你的，至于执行的细节你们自己处理好就行。章得象恰恰相反，你说的什么都行不通，事事都做不得。他俩来开这个会还不如不来。
范仲淹道：“王中丞，范某今受晏相、章相委托，定当对情况了解后，回政事堂悉以咨之，不负陛下之重托。”还不得不把陛下搬出来。
欧阳修道：“请三司向中书和枢密院呈报各路常平仓情况！”
三司使叶清臣道：“从景德三年（1006），常平仓就一直由司农寺管理，三司不直接干涉司农寺事务。”
司农寺卿李雷此时才是尴尬，大宋此时的司农寺的职务有不少都是寄禄官，所谓的寄禄官就是按照此官的官阶领取俸禄，早就不是实际差遣。司农寺原本隶属于三司户部，景德年间大量增建常平仓后，由司农寺直接管理，三司不问入出。而实际运行中各路都有提举常平司，而各常平仓都建在地方州县，地方在实际管理。李雷平时在馆阁任职，天天整理文书，哪会去过问常平仓？既然今天担了这名号，就得硬着头皮来了。
李雷道：“全国各处常平仓基本都处在无粮状态，无法实际运转。”
王拱辰道：“常平仓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太祖、太宗朝都运行良好，为什么如今荒芜？”
常平仓监李嘉回道：“常平仓在市场粮价高时低价粜出，市场粮价低时高价籴入。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撑无法长期维系。自真宗朝增建就难以维系，宋夏开战以来几无财政支持。”
叶清臣问到：“根据常平仓制度，籴入的价格不能高于粜出时的价格，怎会不能维系，还应略有盈余。”
李嘉回答：“但实际无法做到，粮食不是货币无法长期储存，常平仓每三年就要卖出所有旧粮，到时无论粮价高低都要卖出。更不用说赈灾时完全放出。”
三司度支副使杨偕说道：“从保元元年到庆历二年，连续每年向陕西四路增加调拨军粮，确实无法保证常平仓的财政拨付。”
枢密使贾昌朝道：“全国之内总有地区粮价起伏。如果各路常平仓内部可以做到灵活调度，即可通过各地粮食丰欠差异维系常平仓运行。”
叶清臣回答：“各路常平仓设置时考虑到要各自发挥作用，保持了距离上的间隔，负责运输的衙前役是各州府最难摊派的徭役，最易激起民怨。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和精准的规划，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已抵消了差价收益。而且物资转运由各路转运司负责，直接隶属于中书省管理，三司不掌握数据。”
范仲淹问道：“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度支副使杨偕回答：“总收入四千四百万贯，在辽未增加岁币的情况下开支四千五百八十五万贯。朝廷在四川、陕西路增发了二百万贯交子（纸币）。”
在场的所有人默然。这不是常平仓监没能力，这不是官吏腐败，这不是冗官、冗兵。这是什么问题呢？没有能够维系常平仓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只能依靠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容易受到各种内部、外部环境的干扰。为什么没有制定制度去维持常平仓可持续发展？因为连一个对常平仓负责的部门都找不到，二府三司只发号施令，司农寺没有任何行政力量保障常平仓的财政度支，常平仓作为一个基层部门，没有权力利用盐铁司专卖所获得的收益去发展民生工程，没有发放贷款盈利的权力，根本无法运行这个机构。
大宋到今天国库拿不出一分钱，用什么保障民生？三省六部都已形同虚设。中书和门下都已不联合办公，基本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尚书省几乎丧失了所有实际功能，那些宰相、朝廷大员有时都直接兼任转运使，他们怎么会去向一个户部侍郎去汇报工作、报告数据？司农寺、大理寺等各寺也都失去了实际职能。
如今的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不堪重负，政务上不传下不达，而这个时候范仲淹他们倡导的改革却主要针对的是冗官，去考核官吏的勤勉，裁削官员数量，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实效呢？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但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的问题。因为牵扯到国家要用钱，钱从哪里来？从百姓中来，是不是到百姓中去似乎远没有从百姓中来受人关注。这些正人君子自始至终学的都是儒家伦理，关爱百姓不扰民，没有任何著作指导他们如何维系国家的行政运行。在他们的思想里，钱不在百姓就在官府，百姓拿钱是度日，官府拿钱是贪官污吏在挥霍，君子怎么可以找百姓要钱呢？但如果政府没有钱，像常平仓这样的民生部门如何运行维系呢？
不是范仲淹读书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书让他读。殊不知伦理学尚且有多视角的观察，而只使用单一视角的伦理治国将显得多么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