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小说网 > 其他小说 > “猎户星座”行动 > 正文 据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口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道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军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了,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秫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她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账,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账,由村里公摊。按账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出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饿而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哪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食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轴承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了笑脸,马上说:“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事,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边追边喊:“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觉得事不好,索性跑起来,外边雪大,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叫道:
    “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孩子生下来了,是个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会生下来的。”
    “你跑什么?”
    “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怕你谢我!”
    “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只是接生婆外行,让她耗尽了体力,过分虚弱了,才产不下。那样的几粒“仙丹”人肚,能不恶心吗?一恶心胃就痉挛,胃一痉挛,腹肌就收缩。腹肌收缩,歪打正着,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主人只当仙丹灵验,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发郎中上路。尽管祸中得福,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
    此系传言,并无对证。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而又不离大谱的人。
    三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邓智广进了马蜂坞。
    这一天是大集。山东土话叫“花子街”,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大小摊贩不得拒绝。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东临道”,是山东的贫困地区。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没有河流,不通舟楫。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惟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鸡鸭、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换回火柴、海盐、德国针、西洋色。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苏州镜子、天津“月中桂”的鸭蛋粉、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全靠人背马驮,走旱路必经此地。村中南北大街两旁,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小饭店。有一家药铺取名“大生堂”,门外立匾上写:“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并没有人参鹿茸。一家剃头店,张个幌子上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抗战初期,日军只在县城和铁路线,并没深入到四乡。中央军撤到南方去了,马蜂坞一带真正成了“无政府区域”。有三两枝枪、五六个人就可以拉起个队伍,称作“团儿”,头儿姓张叫“张团”,头儿姓李叫“李团”;也有以“团长”的外号取名的。“胖娃娃”、“三江好”都可以成为团名,拉起团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给养、筹款、杀人、劫货。日本军还没到,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集市自然就停下。后来从山西开来八路军,才把这些土团冲散,有的投了日本,有的归降八路,也有的投到南边找中央军去了。八路军便在马蜂坞安了大营,成立了抗日区政府。从此民兵集训、干部学习全到马蜂坞来,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自然也就恢复了集市。四年以前,日军也曾来扫荡过,他们来,八路就撤,他们一走一过,扫荡完仍回县城,八路军反扫荡完了也仍回马蜂坞。集市并没中断过。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又来扫荡,一路走一路抓民夫,到了马蜂坞他们就不走了,用捻探条打着民夫为他们修炮楼夯围墙。日本驻军的头目是个少尉,少年得志,他认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不使老百姓慑服,不能住安稳,便拿民夫开刀。每天劳动时,他严加监视,只要谁偷工减料,动作懈怠,或在言谈举动中有稍露反抗之意,下工时叫出队来,让他们跪在队前,当场让士兵用战刀来“试胆”,杀死的人他不许埋葬,而让人扛到村头各个路口暴尸示众。这几个炮楼修了三四个月,天天抓来新人,天天杀死几个,以致谁也说不清这三四个月间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杀。只知足有半年光景,马蜂坞村头总有乌鸦飞、野狗跑,天黑后没人敢从那些路口走过。后来据点安稳了,日军少尉高升了,来接任的是个准尉。他和那少尉是两个学派,他主张宣威怀柔,同时并进,要装点“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重开集市,这才命人把残碎的尸骨就地埋掉。但埋得并不深,一场雨过后,又都暴露出来,赶集的人们要从满地枯骨上走过。所以到这赶集的人,还没进村先就得到一个警号——这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地方。死的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想法活下去,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不像红卫兵们想得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橛,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纪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笤木铁。再往里杂货市,这里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本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丁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妓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上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他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栅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上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毛驴的人是刘四爷。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入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头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执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账,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不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调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时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账,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这里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了汉奸区长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四十本学生地图(我们当军用地图使),带来一封信,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保证不当铁杆汉奸。我们收了他的礼,回答说谁好谁坏,抗日军民有帐,自会区别对待。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然后锁上门,卸了招牌,拉上驴,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外。门口贴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第八区区公所”,一张写着“马蜂坞乡乡公所”。乡公所占着前院,院里地上铺了席,席上堆着白菜、猪肉、杀了的鸡、宰了的羊。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打捆装车。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敬献××部队年礼一车,新春大吉”。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说:“拴到槽上去。”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抽烟的、喝茶的、剥花生的、眼睛都瞧着屋内。屋内弦鸣鼓响,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
    还剩下本半本半没有交代清。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
    一见到刘四爷,就有人招呼:“四爷来得巧,刚开书,听听吧!”
    刘四爷说:“你们倒会找乐子,区长在这儿吗?”
    那人没说话,把嘴便向后边一努,笑了一笑。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
    刘四爷说:“有话不在里边讲,在门口闹哄,区长知道不揍你们!”
    穿军装上衣的说:“就这一套军装,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我来接岗,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这怨我骂他吗?”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不是我不脱,我里边棉袄肥,这军装裤子瘦,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吗?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
    穿军装上衣的说:“站岗的不许动地方,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碰上区长出来,说我军容不整,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
    刘四爷作保,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
    这院虽小,房子却很整洁,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财政处”、“秘书处”、“政务处”的纸条。三间西屋贴“军事处”、“自卫队”的纸条,正房三间写着“区长办公重地,闲人免进”。
    这房一明两暗。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几个茶几,用泥坯砌了炉子,炉子口坐着燎壶,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绣的是“鸳鸯戏水”。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他掀帘走了进去。过一会儿门帘又掀开,从里边探出个头来,却是宋明通。宋明通说:“你三叔叫你呢!”
    智广进到里间,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抽屉上了铜锁。北墙下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宋明通坐着一张,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南边窗下一铺小炕。炕头放着炕柜,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依次是周曼华、陈云裳、李香兰、白光。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炕中间放着烟盘、铜烟灯、红木烟枪、小茶壶、水果盘。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拨着泡儿,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吸的声音有板有眼,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赶紧呷了口茶,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这才说:“自己爷们,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
    智广说:“三叔如今做了官,不比在家里。”
    邓明三笑道:“爷们儿,别调理你叔。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笑道:“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最讲义气,最有良心,嘴也严。咱爷们说笑话,不用背她!”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我又听不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我去看看吧。”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向屋里几个点点头,把各人茶杯满上,径自出去了。
    邓明三坐起身,啜着茶说:“这女人有心胸,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不用怕她漏风。说正经的吧,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来有什么事?用我帮忙尽管说。”
    智广说:“三叔既这么说,我要再执拗,就显着外道了。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
    邓明三说,马蜂坞是个大据点,这底下又分好几处。最高的一处是“皇军部队”,在村东一里地,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人们叫他洋楼。外边围着壕沟、铁丝网,火力充足,安全牢固,里边全是鬼子兵。二等的是“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围子上边有碉堡,外边有护城壕,中间开一座门,门外悬吊桥。天一黑把吊桥吊起,围子门锁上,外边闹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也算能睡个安生觉。第三等的就些文职小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占用几间民房,支个门面。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住一宿联银券五块,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他还出租麻将牌,代办夜宵。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自然不会花这笔钱。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夜夜还是去住。
    智广问邓明三:“你也去住吗?”
    邓明三说:“我要不去住,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
    智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
    邓明三嘬了下牙花子说:“这个怕不行。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
    智广说:“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一动真的就完了,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这时插嘴说:“大侄子,别怪我多嘴,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他准帮忙。”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这包在我身上。”
    智广说:“说清楚,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点着烟,吸了几口说:“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土围子好进,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可一宅分作两院,里边又砌了一堵墙。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进不了宪兵工作队。”
    智广不满意地说:“照这么一说,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先都别急,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见机行事。只要能抓住机会,就让大侄子进去。话再说回来,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万一出了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连累三叔。”
    智广说:“那是自然,怕死还抗日吗?”
    又说了几句闲话,邓明三打瞌睡了。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
    六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就听见人喊狗叫,还夹着笑声。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指挥洋狗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却又手拉着皮带,不让它真咬住。看见人被追得连蹿带跳,年礼踩得乱七八糟,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他拉住了狗,仍然笑个不停。
    宋明通问乡丁们:“怎么个事?”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喊洋狗咬他们。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
    日本兵说:“要几个鸡蛋,我的狗饿了。”
    智广翻译过来,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日本兵磕开一个,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一连磕了四五个,狗不吃了。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又说:“有烟吗,给我几盒。”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拿出三盒烟,日本兵一看,连连摆手说:“不要这个,要好的。‘天坛’、‘前门’有没有?”
    宋明通说没有,可以马上派人去买,叫他等。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哪……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厮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上,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扛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子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智广擦干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一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疽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帽。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火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的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账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肋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枪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仔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穿警服的出错牌,八字胡一个劲抽烟,只有麻子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和。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儿,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眯着眼,晃着头说:“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三姑娘是听不了受刑人的惨叫声才急着到里院去。没想到“剿共班”的大堂就设在院子里,她到里院去非从过堂的人跟前走过不可。
    院子东侧老槐树上挂了一盏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树下摆了个桌子,桌子周围坐了胖瘦高矮不齐的几个人,有的穿着大麦穗皮袍子,有的披礼服呢大衣,他们脚下放了几盆炭火,桌上摆了几盘子香烟、洋糖、瓜子、花生,这几个人边嗑瓜子边小声说笑。桌子前边不远处,几个人站着围了半个圈子,手忙脚乱走进走出不知在干什。三姑娘不愿从桌前走过,就傍着西墙根下的几棵枣树走,智广跟她并排。走到枣树下边,三姑娘失声叫道:“哎哟!”忙低下头朝人多的地方走去,智广闻声抬头一看,才看见每棵枣树上都吊着一两个人。他们被双臂反剪上身前倾,脚尖点地,用绳子吊在树权上。上半身全给剥光了,有几个前胸后背都被打翻了花,横七竖八的伤口上凝着紫呈黑着的血块,猛一看竟和身边的树皮无法分别。有几个锁骨上下被刺刀捅了两窟窿,把铅丝穿过破口挂在锁骨上,下边坠了秤砣、石块等重物,血正顺着铁丝往那重物上流。这些人都在簌簌地发抖,轻轻地**,却无人大喊大叫。智广一下就想起城里死了人放焰火时挂的“十八层地狱图”。就在他这么一走神的工夫,三姑娘已走近这群围成半圈站着的人们了。
    智广发现三姑娘已不在身旁,忙站住脚四下睃视。忽然围在桌前的那群人爆发出一阵哄笑,闪开一条道。三姑娘两手捂着脸像逃跑一样疾疾往里院方向走去,人们用笑声和目光直送她走到黑灯影里。在这一瞬间,智广从人们闪开的空隙间看到桌前放着条板凳,板凳上赤裸裸躺着个人,那人的脑袋倒仰在板凳之外,左右急剧地甩动着,有两个壮汉在板凳两侧不知忙些什么。他还想看清楚些,人群却又转过身去合拢起来了。只听坐在桌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说:“老三别捏着半拉装紧的了,你还没见过光腚的男人怎么着!”
    人们又一阵哄笑。
    这时三姑娘突然两腿一软坐在墙根地下了。智广追过去,蹲到她对面问:“你怎么了?”
    三姑娘浑身抖成一团,上下牙咯咯碰得山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智广又问:“你受欺侮了?”
    三姑娘抓住智广胳膊,带着哭声说:“娘啊,他们在一刀一刀地宰人哪!”
    这时人群里又传出一声哄笑。只听门声一响,麻子班长叼根烟卷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你们消停点,吵得屋里听不见叫牌声了,办屁大点事也一惊一乍的,没见过宰人哪!”
    三姑娘打着冷战说:“你说这些人也是人肏的吗!老天爷就不给他们报应吗!”
    智广说:“恶有恶报,三姑娘,你挺有良心。身在公门好修行,以后多帮帮好人的忙,也有好报。”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整,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侄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鸡毛子喊叫的,这俩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子,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诚,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儿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站岗的说:“队长别跟小孩治气,我去叫。”
    他跑了两步,把邓明三叫了出来,邓明三一见金队长,马上作揖说:“队长有什么吩咐,还不请到屋里去说。”
    “屋里人多嘴杂,就在这儿说吧。”他凑近邓明三,压低声说:“刚才接了个电话,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要上这儿过年。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多多打扰。”
    邓明三说:“就去车,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
    “派人的事我自己办,你就备车,不要对人讲,放出风去又招麻烦。”
    “是,决不误您的事,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这是喜事,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
    “那一定,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你又是地头蛇,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出了事可找你说话。”
    “放心吧,大白天没事。”
    “车要头天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也没有。”
    “你放心,全包在我身上。”
    “那就拜托了。唔,这位是你的侄少爷?”
    “是是,我兄弟的孩子!”
    “有出息,一点不惧官,长大是个材料。”
    “借您的金言。”
    “还有件事老兄海涵,老三今天那儿有事,叫你守空房了,你放心,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我光叫她开盘,决不拉铺,哈哈。”
    “玩笑了,玩笑了。”
    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领智广回到屋内。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见他进来,那人站起说:“快来吧,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明天得吃你的喜。来,刚掷了骰子,还没抓牌呢。”
    邓明三说:“牌兴不换手!你先打。这半天我也光了,又忘了带烟膏子来,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
    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递给邓明三。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磕了几下。那人说:“你那烟不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哈德门烟松,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
    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他打开纸包,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倒进烟头。把烟举过头,仰起脸叼住,划了根火,对天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憋住没喘气,然后舒舒服服地“哈”了一声,顿时精神起来。
    智广看得恶心,便问:“三叔,你天天抽这个吗?”
    “不,有大烟我不用白面,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阴性。就是孙局长爱用它。”
    “孙局长?什么局?”
    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戒烟局,我就管戒大烟,还能自己抽它吗?”
    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邓明三说穿警服的是警长,八字胡的是宣抚班长。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所长住在县城,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这里实际就俩人,一个警长一个警士,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警长办理良民证,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班长吃了一个空额,还剩一个班员。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宣传画是免费领的,他当年卖画,一户一张大洋五角。没钱给粮食,鸡蛋也行。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
    说了一阵,智广困了。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那屋盘着炕,烧着地炉,智广脱了鞋,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
    八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
    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就去找宋明通,向他报告昨晚从“宪兵工作队”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
    宋明通说:“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
    智广心想,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别处无人可问。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又难免引人注意,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正这时,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
    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交代完了,宋明通就去忙活。智广想出个点子,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
    “三叔,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可这小于在暗地给你拆台,你听说没有?”
    “没有哇,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打我什么主意?”
    “我听他那站岗的说,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
    “这我知道。”
    “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听说要是那人降了,给他个官做。”
    “什么官?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你知道拔哪个坑吗?”
    “哪个?”
    “就拔你,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官小了人家不动心,官大了拔不动,就你这区长,名分不小,势力不大。答应那人要投降,叫他当区长。”
    邓明三一听,立刻七窍冒烟,大骂了起来,说:“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本还没收回来,就要撤我!我跟他拼了。这话靠实不靠实?”
    智广说:“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无风不起浪。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干啥不找她来问问?”
    邓明三一迭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
    刘四爷看看智广,对邓明三小声说:“我要走了,你还有啥吩咐的,叫大侄子出去躲躲?”
    邓明三说:“他是那边的人,也不必背他了。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说这是我们代收的,不敢留下。另外那二百,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只要给我条后路,我决不干‘剿共班’那样丧天良的事……”
    正说着,外边喊三姑娘来了。邓明三就住了嘴。
    三姑娘睡眼惺忪,披散着头发,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一进门先打哈欠,懒洋洋地说:“刚合上眼,你又叫魂。”
    邓明三没好气地说:“昨晚上卖了力气了,没少得赏吧?”
    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你又不赎我从良,还不叫我做生意,我怎么混世?”
    “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
    “我哪点没有义气?”
    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笑笑说:“三姑娘别当真,我三叔是心里着急。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
    “有啥说啥,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
    邓明三问:“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
    三姑娘说:“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
    “金队长说啥哩?”
    “他光叫我劝酒布菜,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
    智广问:“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
    三姑娘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能听见啥?”
    智广问:“一句也没听到?”
    三姑娘说:“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他们溜下来歇腿,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
    邓明三急问:“听到啥你可快说呀!”
    “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
    邓明三问:“怎么硬法?”
    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说金队长说,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决不会放他了。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八路知道他已死去,也不会再来救他。当前就两条路。硬顶下去,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表示合作,想当官给官做,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送他去大地方享福。”
    邓明三问:“许他什么官?”
    智广使个眼色说:“是叫他当区长,替我三叔吗?”
    三姑娘说:“人家金队长说,想当区长就当区长,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顶哪个角就叫哪个角让位。有皇军做主。”
    邓明三忙问:“那人说要干啥?”
    三姑娘说:“硬就硬在这里,人家一个字不吐,连大气都没出。金队长没办法,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对他说,你不愿说话也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就算讲和了。你要自己不穿,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
    邓明三问:“换了没有?”
    三姑娘说:“人家还是一句话没说,衣裳也不接,自己站起来回到他的房子去了。”
    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骂道:“这些贼攮的,就得八路军治他们。来,老三,给我烧口烟吧!人家那才叫汉子,咱是□王八!抽烟,活一天算一天!”
    刘四爷告辞出去,智广也跟着出来,又回到了宋明通处。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说道:“这就好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智广问:“什么任务?”
    宋明通说:“今天,必须在今天,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叫他坚持下去,组织上设法营救他。”
    智广说:“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昨天我都到了门口,还给拦住了!”
    宋明通说:“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汉奸再硬也怕主子,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爷们,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叫他们知道,老八路厉害,小八路也不熊!”
    一顶高帽,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直奔洋楼而去。他出门的时候,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飞跑出村了。
    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杉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
    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条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坐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时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动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晤,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桔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一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地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时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怦怦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入”等话,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叫你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地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他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智广说:“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我不去就失礼了,是吧?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我就当真了。”
    金队长说:“不不,你要去我一定欢迎。”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
    智广说声:“谢谢。”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
    十
    白天小围子院里反比昨夜晚清静,动刑的凳子撤了,绳子解了,邓明三他们打牌的房子全关着门,连“剿共班”住的宿舍也关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
    加藤问:“怎么这么冷清,他们人呢?”
    金队长说:“由那几个犯人领着,起枪去了。”
    智广问:“真有枪?这些人……”
    “有个屁!”金队长说,“有枪的是八路的堡垒户,他们不敢碰!这是些土财主,没有枪!”
    智广说:“哟,‘剿共班’叫他们骗了?”
    金队长说:“他们也知道没有枪,故意打得他们胡说八道,借起枪名义拉回叫他家里人看看,好逼他们拿钱来赎。这帮土匪,皇军的王道乐土全叫他们弄坏了。等他们把钱弄到手我再收拾他们!”
    角门口放哨的一见这三人来,立刻从石碾子上跳了下来,举手凑在瓜皮帽上敬了个礼。加藤等三个人像没看见他径直进了里院。
    里院是整整齐齐的四合院,原来这才是地主家的正式宅院。金队长问加藤是否先到队部休息一下,加藤说:“不,先去换药。”金队长就陪他走到南边墙跟,两间堆草的屋子门前。这里没有哨兵,也没看守,门大开着,屋里有一铺小炕,一桌一椅,那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闭着眼在炕上躺着,金队长进去,他睁睁眼没动,加藤进去,那人微欠起身来了。智广一露面,那人浑身似乎震颤了一下,但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加藤说:“请先打一盆水来,我洗洗手。”
    金队长把头伸出门外喊道:“打水来。”
    听到喊声,跑来个人,正是昨晚和智广说闲话的那个。
    金队长说:“叫你打水,怎么空手来了?”
    “报告队长,我是来请您去讲话的,接太太和老太爷的人马上出发,您有什么嘱咐没有?”
    金队长看看表说:“一点了,怎么还不走?”
    “等您训话呀!”
    “训你妈个×!”金队长冲了出去。那个兵急忙随他走了。
    加藤问智广:“金自己去打水了?”
    智广说:“不,他去布置人接他的老婆和父亲来过年去了!”
    “这个混蛋!”加藤就气哼哼地找了去。
    就在这一刹那,那人睁开了眼。这人头发老长,面孔浮肿,胡子拉碴。他一睁眼,智广从那狐疑的眼神中一下认定了他,就急忙小声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坚持下去,外边正设法营救,这两天吃好,他们给衣服就穿上,套在里边准备出去!”
    这时外边脚步声近了。那人点点头,又合上眼,嘴角动了一动。
    金队长抢先进屋,看看没有异样,随后一个兵端来一盆清水,最后加藤才进来。他洗过手,拆绑带,拆了绑带又洗手,然后给伤者把腿锯断的地方消过毒,上好药,重新包扎起来;再洗了一次手,从皮包掏出一瓶药来说:“这是止疼的,疼的时候服两片。”
    金队长要说什么,加藤拦住他,对智广说:“你来翻!”
    金队长说:“这人是日本留学生,他听得懂日语。”
    加藤说:“请你不要多嘴,翻,再加上句,日本士兵向他致敬,我尊重有人格的人!”
    智广和加藤走出小围子,智广把皮包拿下来还给加藤。加藤问:“队长请你去吃饭,看戏,你不去了?”
    智广说:“当然去,可是我要先去告诉我家里人一声,免得他们不放心。”
    “对的,早一点来吧!”
    “我不一定去吃饭了,戏是要看的。”
    智广告别加藤,一路小跑去了乡公所,只见乡公所门口套好了两辆轿车,四个宪兵工作队的兵一辆车上坐了俩,除去两个赶车的外,宋明通也跨辕坐在车上。
    智广奇怪地问:“乡长,你也进城?”
    宋明通说:“你快来说说情吧,这几位老总非拉我一块去。这大过年的我走得开吗?”
    和智广谈过天的那人把头从轿门伸出来说:“翻译官,你别管闲事。这是金队长的命令,叫乡长陪着去,出了事先枪毙他!”
    智广心想我多咱又成了翻译官呢?也不去争论了,只对宋明通说:“那你就放心去吧,这边的事凡你嘱咐办的,我全能办。”
    宋明通说:“也没啥,你家带话来了,今下午再玩一下午,天亮前赶回家包饺子去吧,就别太贪玩了。”
    车把式问过宋明通是不是出发,宋明通点点头,一阵吆喝,车就朝村外赶去了。
    十一
    既然现在不走,智广决定去洋楼再了解点情况。他到洋楼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日本兵都盘腿坐在地上横放着的木料上,除去日军,准尉还请了各据点伪军伪机关的头目。金队长、八字胡、麻子脸都在座,邓明三也来了。
    这是日本一个什么“后援会”和山东新民会联合派来的慰问团,除去演出节目,还带来一堆“慰问袋”。慰问袋白布缝成,上面印了日本国旗,写着歌颂战争的徘句,还有日本女人、孩子和风景的漫画,里边装了糖果、刮脸刀、小镜子、针钱板之类小物件。准尉下令给汉奸头头们一人也发了一个。日本兵当场都打开把吃食拿出来吃了。几个中国人全双手捧着它像圣物一样动也不动。
    智广在场外逡巡了半圈,准尉看见了他,朝他招手。他本想不过去,看见坐在一边的金队长正拿眼盯着他,他就大大方方走到准尉面前,行了个礼。准尉说:“坐在我旁边吧。”智广说:“谢谢。”就坐了下去。准尉对坐在后边的邓明三说:“你这个孩子很好,我很喜欢他。”这时一个没见过的日本二等兵,讨好地把话翻译了过去,邓明三连连点头致谢,说:“孩子小,不懂事,请太君多教导。”那个兵又把话翻成了日文,而且加了好多谄媚词。智广听他不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都带点怪口音,就知道他是那个高丽翻译。这个人跟汉奸头目们勾结,敲诈勒索,杀人害命和卖毒品,无恶不作。不少人到敌工部报告过他的罪恶,智广不由得就多看了他两眼。这人从服装到姿势全模仿日本士兵,模仿得不算不像,可脸上一股狡诈气、谄媚气却是日本兵脸上少见的。日本兵有的残忍,有的蛮横,更多的狂傲,却没有这股奴才相。这倒是汉奸们脸上常带着的。
    高丽翻译发现智广看他,就点点头。演出开始前慰问团长请准尉上去讲话。高丽翻译跟着站了起来,准尉板着脸说:“我不准备对中国人讲话,用不着你。”
    队长刚离开,高丽翻译就活跃起来,先是打开慰问袋吃食品,故意嚼出声音,用日本话说:“啊,真好吃,真好吃。”一边用中国话对那些汉奸头头们说,“你们打开尝尝嘛,好吃极了。我们日本点心不像你们中国的油腻腻的,好吃极了。”他见智广不理他,又主动凑过去说,“我叫金井一郎,翻译。”智广说:“你的中国话我听不大懂,还是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吧。”翻译先是瞪了一眼,马上又笑起来,改用日语说了一遍,并且补充说,“您是外地来的,我的中国话为了叫当地人听懂故意用山东口音了。”智广装作不知情地用日语问:“你好像不是东京人。”金井说,“噢,你会说日语,太好了,我是釜山人……”
    这时不知准尉讲了什么,全场都高呼起“万岁,万岁”。汉奸们莫名其妙,赶紧也跟着喊。准尉讲完话下来,节目就开始了。
    邓明三把头凑近智广问:“他们看戏兴拍巴掌吧?”
    智广说:“兴!”
    邓明三说:“啥时候该拍巴掌,你捅我一下,别让我误了。”
    这是一套杂八凑的节目。有日本相声,有文乐,还有中国人用口琴伴奏唱《四郎探母》。准尉正襟危坐,不断地吸烟。汉奸们两眼发直,只有在演日本相声时士兵们哈哈大笑,金井也笑,故意笑得声音比别人大。准尉白了他一眼。他把头低下去了。智广往后边瞧了几次,没看到加藤,就问准尉:“加藤君坐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看他去吗?”
    准尉说:“他刚刚出诊回来时还好好的,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厉害,向班长请了假。你可以看看他去。”
    加藤住在西侧,智广故意从东侧出来,这样他就绕着院子看了一圈。原来他没到过的南侧是伙房、仓库和炊事兵的宿舍。每个炮楼下层都是勤务室,装有电话,挂着士兵们的名牌。
    他找到加藤的房间,敲了下门,里边沉闷地应了一声。他进去看见加藤靠墙坐着,在闷闷地吸烟。
    “噢,是你,早来了吗?”
    “看了一会儿演出,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怎么不休息?”
    “好了一点,谢谢你。演出有趣吗?”
    “我不觉得很有趣。”
    “这算什么戏班子,把这种下等玩意给当兵的看。”加藤摇摇头说,“我不想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加藤问道:“你过了年就回天津吗?”
    智广说:“我想是。爸爸没有来,妈妈不放心。”
    “走吧。”加藤望着窗外说,“我是老师,我有责任教育学生要善良、正直,在这儿你找不到模仿的榜样。”
    “嗯?”智广正色地问。
    “唔,我是说这据点里你见不到高尚的人,小孩子不适宜在这种地方生活。”
    “我明白了。”智广试探着说,“你认为,今天你去给他换药的那个人也是下流的吗?”
    加藤吃了一惊,看着智广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结结巴巴地说:“你年龄还小,有许多事不是你这年龄的人应当知道的。”
    智广说:“我知道加藤是个好心人,好老师,和许多人不一样。”
    “你凭什么说我是好心人?”
    “你给那个人换药很认真,而且尊重他!”
    “噢,千万不要说出去,你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是吗?”
    “当然。”
    “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也许我会杀死他,或者我被他杀死。可他,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外边看戏的那些中国人是猪,是狗……”加藤突然住了嘴,被自己吓住了。
    智广催促说:
    “您往下说呀!”
    “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天病了,乱说了一气。”加藤摇摇头,不再说话了。
    外边人声嘈杂,演出完了。智广站起来告辞,加藤说:“队长要请来看戏的中国人吃饭,你不留下吗?”
    智广说:“如果我能和你两个一起吃我就留下。”
    加藤说:“不行,我是士兵,最低一级的士兵,没这个权力留你。将来吧,将来我退伍以后可以一起吃饭。”
    又有人敲门了。金井探进个头来说:“学生,队长先生请你去吃饭。”
    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
    尽管是冬天,宴会就在院中进行。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围成个方形,用子弹箱架起木板来作长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搬来了几木桶清酒。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随后又送来“天妇罗”。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希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话,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陪大家,希望各位尽兴”,回自己屋去了。
    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嚼嚼不是滋味,想吐出来又不敢吐,有的人就大口喝酒,像送药似的往下送。有的装作擦嘴,把它吐到袖口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只好用手攥着。
    过了一会儿,金井又来传话,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
    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这时他已吃完,叫勤务撤下食盘,端上茶来。让他们坐下后,准尉就问邓明三,智广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干什么。
    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说谎可满有经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后来调到天津,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除去智广外,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全在天津;智广放假回来过年,过完年就回天津去。
    准尉说:“你弟弟靠做工,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
    邓明三说:“所以我常补贴他们。”
    准尉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我想收养他。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可以教他知识,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人才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谢谢队长好意栽培,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
    准尉问智广:“你愿意跟着我吗?”
    智广说:“我要回去问妈妈,我一切听她安排。”
    “好的,好的。皇军也尊重孝道。不孝哪里有忠?你们去吧,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
    十二
    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走到角门口,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说区长送礼来了。官不打送礼的。这礼物不重,可送的是地方。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笑着说:“这怎么敢当?”破例把邓明三请到“宪兵工作队”院里去吃茶。
    “宪兵工作队”院里正在杀猪、宰鸡,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智广看了一下,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金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
    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对面墙上一张条几,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智广看了一眼,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二五减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向何处去》等等。他想仔细看看,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
    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本县地图。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曾国藩家书》,一本言情小说《北么南飞》。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
    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
    邓明三笑着说:“一看队长这办公室,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不像我们这些粗人。”
    金队长说:“哪里,还是区长经验多,民情熟,从政有方。”
    邓明三问:“你看这么多书,想学点啥呢?”
    金队长说:“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不治,天下何以能平?咱们中国又穷又弱,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中央派’得了势,中国亡于英美;共产党得权,中国亡于赤俄。所以汪兆铭**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重建国民党,寻求救国之道。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同文同种,尊礼信佛。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还是能保存住我们的国号的。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当然,要尊人家为盟主。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弱呢……弱肉强食,天意如此!所以我最恨八路军。抗日抗日,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要没他们,皇军就不会扫荡。不扫荡天下不就太平了?老百姓少受多少苦!”
    智广听得又气又恨,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金队长忙说:“你看,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来,看看我的卧室去。”
    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
    原来金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红暖帐,红椅垫,都是“剿共班”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邓明三说:“现在也快到车站了!”
    金队长说:“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
    “那更该道喜了。”
    “我请客,我请客,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欢迎你们常来玩。我跟你们学学平和断幺门前清!”
    “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吉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儿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
    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儿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人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到。”
    “混账,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有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跟你们再算账!”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金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眯了会儿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贱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经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着大枪在抽签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子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噘着说:“拿碱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俺媳妇没回答,他们开枪打错了,对不起俺了,要给俺媳妇看伤。俺不叫他看,他非看,日他娘,又惹下麻烦了。”
    智广问:“看伤又惹啥麻烦?下毒药了?”
    “药倒是好药。可看完伤,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你家总得给个鞋钱,买盒烟卷吧!看一回要一回,那鬼子装好人看伤,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这高丽人还说,钱是给皇军医官的,他分文不要,只求俺给他干点活。今天洗衣裳,明天拆被窝,日他娘,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你年轻轻不学好,跟他们混什么劲?”
    智广并不解释,讪笑着走开。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加藤还被蒙在鼓里。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治那小子一下。
    智广又往前走,找着条胡同,又拐回大街上,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蓝土布棉裤,头上罩了黑帕子。已经擦身走过了,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叫道:“小先生。”
    智广听着口音耳熟,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姑娘。三姑娘换了衣裳,也没施脂粉,又少了身后的大辫子,一下老了有十岁,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智广问道:“你,你这是上哪儿去?”
    三姑娘说:“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我家有个病爹,瘫在炕上。不去看看,我心里不妥帖。”
    智广笑笑说:“你这么一打扮,我不敢认你了。”
    三姑娘说:“这个样是我的本相,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衣裳,辫子,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不作营生舍得穿呀?还指着它挣钱呢!”
    智广说:“你的心挺好,干那个下贱事干啥?换个营生吧。”
    三姑娘眼圈一红,叹口气说:“俺爹有病,欠了人家钱,把我当出去还账的,再有两年把账还上,我就不干了。要有人收我从良,天边我也去,咋伺候他我也情愿。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自作下贱呢。”说着,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递给智广说:“过年了,我没啥送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老天保佑你们!”
    智广说:“这我可不敢要。”
    三姑娘脸刷地一下红了,眼睛转了转泪花:“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
    智广忙说:“不是!”
    三姑娘说:“再不济,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
    智广笑着说:“我要,我要。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我没啥给你的,不好意思。”
    “你看得起我,拿我当人,比送啥都强!”
    智广接过脆枣,冲她点了下头说:“多谢你了。”
    三姑娘抖抖缰绳,小毛驴得得地往南走了。智广一直看她走远,心想:“这跟我在集上看见的真是一个人吗?”
    智广提着这串脆枣,走到乡公所。院子里没有人,显然都回家过年了。正在踌躇,忽听有人压着嗓子喊他:“小邓。”
    “谁?”智广看看,周围没有人。
    “进来,我在屋里。”
    智广听出声音来自西屋,就推门进去。一看吓了一跳,跟他同属于一个交通站的老魏在炕沿上蹲着呢。
    老魏说:“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你半天没回来。”
    智广说:“你来干啥?”
    老魏说:“上边叫你马上回去,一分钟不要在这儿停了。”
    智广说:“我还要听听那个干部的消息。”
    “那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完成了。快走,执行命令。”
    智广无可奈何,饭也没吃就上了路。幸亏三姑娘送了那串脆枣,他全吃进去,找个人家要了碗米汤喝,才走下这十八里路来。快到目的地前,远远看见公路上两辆轿车,车辕上跨着的像是宋明通,后边还有三个扛枪的护卫着,急急忙忙奔马蜂坞据点赶去。
    十三
    智广回去并没有紧急任务,汇报完之后跟同志们一块烧了锅水洗洗澡,换下学生装,穿上公家发的棉衣过了个热闹年。他一直想打听过路干部的事,可站上没有人知道。领导当然知道,谁敢去问呢?想等老魏来问个究竟,老魏一直没回来。
    过了正月十五,老魏才回来。智广忙去找他打听。
    “那个被俘的同志到底怎样了?”
    老魏说:“还怎么样?叫敌人枪毙了!”
    “我不信,你别蒙我!”
    “不信你去看哪,我揭回一张敌人的布告来,在领导屋里哩!”
    智广装作有事报告,去找领导,果然在桌上看到张布告,就是在金队长屋里看见过的那一种,连字体他都认得。他心里立刻揪得发疼,问领导说:“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马蜂坞街上贴满了!”
    “那我不是白去了?没有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该看的看了,该说的说了,别的就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了!”
    智广好几天舒不开心,并且觉得他的领导太狠,对同志连点痛惜的感情也没有。
    刘四爷照样骑着驴四处赶集,开春后敌人又来了次扫荡,但规模很小,并且被我们打了个伏击打退了。扫荡的第二天,刘四爷赶马蜂坞集去收税,带回一个消息:从来不参加扫荡的“宪兵工作队”这次主动要求参加了扫荡,在金队长和“剿共”班长并肩撤退时,“剿共”班长中了我方枪弹当场阵亡了。
    半个月以后,刘四爷又带了个消息,“剿共班”的人告了金队长一状,说:“剿共”班长不是八路军打死的,是中了金队长的黑枪。因为金队长找“剿共”班长要走一具撕了的肉票,冒充八路战俘,打了一枪埋上了,真八路干部却放走了。日军队长把金队长抓去审了一阵,用刺刀挑了,还派加藤去挖出尸体检验。验的结果是真是假,却无人知晓。
    数月后邓明三的任期已满,日本人解除了他的职务。不少人都花钱运动要继任他的区长。宋明通出的价儿最大,“皇军”把区长的官衔给了宋明通。宋明通从前院乡公所搬后院区公所去了。
    十四
    宋明通的伪区长干了半年多,战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日本人要收缩战线,撤销了马蜂坞据点。撤退时伪军在前,伪机关居中,日本兵殿后。宋明通没机会脱离他们,便随着进了县城。
    我们的力量增强了,部队就进行大整编,邓智广的单位全建制南下,并人了新四军的序列。日伪据点拔掉之后,农村里就开始了“除奸反霸”运动。宋明通心想,领导人和联系人全南下了,找不到人为自己证明,回到村里若被人当作真汉奸除了怎么办?便在城里住了下来,靠做小买卖为生。他去天津办货,赶上我军破坏津浦路,又把他阻在天津回不来了,从此就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天津当了店员。解放后他背着重大历史问题在一个小杂货店卖酱油,多次找证明人都没找到。*****中,自然就被“深挖”出来,定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院清理旧案,又派人查证,意外地找到了邓智广,又从邓智广那儿打听到他们当年的领导。真相大白,宋明通这才重见天日。这时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出来之后他办了两件事,一是申请重新入党,一是写材料为邓明三争取从宽处理。随后就退休了。
    邓智广去年回家乡探亲,见到了他。他正在研究园艺技术,买了不少书,读得挺认真。但从他菜园看,效果不大,还没有不读书的人家那菜长得好。看来到老还是“二八月庄稼人”!
    一个意外的消息是,他儿子怕受他牵连,始终没敢回老家。国民党占据济南、青岛时,他在美国军舰上找了厨房的工作,随船去了美国。宋明通拿给智广看他寄来的照片,一家人站在他开的中国餐馆门前,老婆也是华裔,两个孙子长得很像宋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