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因为小王爷的离去让他的生活失去重心，周平见了赵允让最后一面之后就去了北城门。
他来时带的一百禁军还在，不多不少正好一个都。
整军待发，无论是马匹还是士兵，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城门缓缓打开，天雄军士兵的脸上有死别的决然和敬畏，周平知道违背军令的他们也未必活得了，只希望罪不责众会让赵允让从轻处置。
小王爷毕竟未曾带过兵，所以不知道将领不听统帅号令是多么常见的事。
等出了陜州，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统治的世界了。
周平没有像所有人所料的那样去劫辽国粮草，军粮重地必定埋伏了重兵，百人队伍给对方塞牙缝都不够。
队伍轻装简行，除了武器、药包、水壶以外，周平只要求他们自备碗筷。
一路疾行越过宋辽边界，直到长城以北。
周平休整了一天，然后带着军队扑向了村庄。
军队是深夜潜入的，大多数村民连惊呼的机会都没有就去见了死神。
周平让人留了几名活口，分别审问，以保证信息正确，由于汉文化传播甚广，达到双语标准的辽人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本不存在交流的问题，周平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军队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取水生火造饭，补充足够之后，将所有尸体抛入河里。
禁军里有半数是新兵，一开始动起手来很生疏，但熟能生巧，不出几天周平能够明显感到这支军队气势的变化。见血前虽也雄赳赳气昂昂，却少了那股杀戮的凌厉。
他们就像马匪一样在辽国流窜，由于地广人稀，各个村庄之间距离较远，消息传得很慢，这无疑方便了禁军行动。
每个士兵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疑问，周平选择的村庄毫无规律，行军经常变换方向，有时候他们连自己所在的方位都不清楚。
对周平而言，他们只要知道屠杀的不是宋人就够了。
如果仅仅是出于扰乱敌后的目的，区区几个村庄的覆灭对辽国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在等，只要旱季尽快过去，就有生还的希望。
随着噩耗渐渐传开，各个村庄的警惕都高了许多，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伤亡，得不到兵员的补充，周平行动更加谨慎了。
他们已经完全和大宋失去了联系，幸运的是辽军忙着集结大军，并没有对这一支匪徒进行太大的关注。
士兵纷纷习惯了昼伏夜出的生活，只是仍然不适应周平的诸多要求，比如不喝生水，不吃生食，碗筷不得互相交换，而且使用前必须用开水烫过等等。
周平自然知道他们的困惑，只是没有解释。毕竟在明朝李时珍以前，谁都没有专门写过一部《本草纲目》，其中的水部就有“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的记载，建议百姓讲究饮水卫生。
古人对瘟疫的认识有限，大多数百姓还停留在得了疫病是因为“鬼厉之气”这等戾气入体的程度，更别说将日常饮食与疫病联系在一起了。
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瘟疫都来势汹汹，最可怕的并非死亡，而是猝不及防的传染速度。短期之内，村为死村，城为死城，十室九空，生者无一。
在队伍只余四十人的时候，周平终于听到了的有村出现四五个风寒患者的消息。
他以罕见的仁慈放过了那个村子，连夜赶路到了更远的北方。
六月，北方的雨季终于到了。
辽国百姓期盼已久的甘霖并没有带来幸福和希望，相反，比旱灾更可怕的灾难降临了。
北方土壤是黄土，虽苏松，渗透性却很差，一旦下了暴雨满地都是泥泞，雨水积聚而成的水潭与受污染的河流湖泊连在一起，无疑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一夜之间，长城之外到处都是病患。又三天，如泰山压顶般包围陜州的军队突然退了。
尽管小心翼翼，连塞了木炭的口罩都准备了，回程途中还是有体质差或受了伤的士兵染病。回过味来的辽国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围追堵截，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自己会不会横死异乡。
同经生死，周平再也没有对其他士兵隐瞒事实，他觉得他们有资格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的，然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操纵这等天大祸事拉了那么多人垫背死而无憾的感觉。
逃亡不是一味地策马狂奔，如何选择路线、掩盖踪迹、以及休整都是学问。其实众多条件中最重要的还是士气，军心一乱一旦遭到袭击队伍就会立刻溃败。
周平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逃，后来那些士兵也能够和他辩上几句了，如果能活着回去，大宋必能多许多将才。
怀着这种将自己遗言传递回去的愿望，周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带着士兵们杀出了一条血路。
陜州这两个字已经完全超越了地理名称的意义了。
周平几乎一眼就看到了城上的那个身影，他与身旁的那数名士兵对视了一眼，在对方燃烧着狂热的眼睛里看到同样激动的自己。
大宋境内也有灾情爆发，但因为事先有所准备而损失不大。
在离开之前，周平就与军医商量了对策。中医里对瘟疫的研究并不少，像由华佗创制后来被唐代孙思邈流传开的屠苏酒就是其中最出名的药剂。再加上周平诸多关于饮食卫生的现代常识，灾情被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大疫流行时，真宗回光返照，十分坚决地下了自责诏书，坦承执政失误，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严令各级官员共同抗疫。各地不但提供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还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於救援染瘟疫的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