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1948）
1948年10月29日，米切尔逝世。他一直到最后都保有积极向上的态度，他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死于工作中”。我们哀悼的是一位纯洁的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同时又和蔼可亲的同志；一位全心全意尽忠职守的人民教师；一位真理的虔诚信徒。他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界的诱惑，即使是由热情而高尚的社会同情心所催生的那些微妙的引诱。他是一位通过示范和行为来引导大众的领袖，他从来不诉诸他的权威或的确属于他自己的任何权利。但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人格魅力，却难以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就像很难用语言描述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他为所献身的事业付出的努力一样。我们爱戴他，深知将不会再遇到像他那样的人。
这是我关于这个人所要说的一切。除此之外，这篇纪念文的重点在于研究他的著作，并描述它们对当代科学经济学的意义，如果真能把他的研究工作与他本人区分开来的话。作为一位学者，他的最大贡献是在他的每一页著作的字里行间包含的道德启示。
一
一个人在连续“几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由他在二十几岁时受到的影响决定的。这一理论是否有道理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应当从1903年米切尔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之前的十年中去寻找原因。在作为科学青春期的十年当中，米切尔一直在芝加哥工作，并于18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一个刚强的人，不会轻易被影响：他自身的性格特征也许太强烈，因而不会受到老师的很大影响——这一点可以归因于他的新英格兰背景和在他父亲的农场中所养成的洒脱不羁的性格——尽管英国经济史的精品课程和J劳伦斯·劳陵在货币和通货政策问题方面的指导的确给他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印象。凡勃伦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BVeble，1857—1929），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译者注更适合于生来就脱俗不羁的人的口味，他们才思敏捷，最反对死板教条和墨守成规，偏爱放牧的围场胜过马房，绝对欣赏讽刺和反论但不会刻意制造。但是不久后米切尔也开始衡量凡勃伦的优缺点，并且即使在以后的一生中他继续强调生产商品和取得收益之间的差别，他也很快地就对凡勃伦本质中模棱两可的东西感到了厌烦。可是约翰·杜威约翰·杜威（JohnDewey），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
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译者注和雅克·洛比开辟了永远不会失去吸引力的新天地。他们为社会科学所开辟的林荫大道比他所流连忘返的专业经济学广泛得多。如果试图理解米切尔的经济学和他个人贡献的性质，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为了比较详细地加以叙述，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
19世纪90年代是被称为马歇尔时代的三个十年当中的第一个。但是因为不是每位读者，特别不是每位美国读者，都会同意这一说法所包含的意义，所以我要首先加以阐明。有三个趋势在那时走向了成熟，并产生了1900年的新经济学。第一个是人们对社会改革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和态度，最好的例证就是德国的社会政治学。第二个是经济史在惊涛骇浪的学院经济学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三个是经过25年的斗争，一种经济理论的新研究方法诞生了——尽管在最常提及的“边际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名词中选定适合这一方法并且不会引起误解的名字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英国这一由于马歇尔的领导而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将以上三者统一起来的特殊情况之外，这三个趋势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互相冲突着，不仅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而且与前一时期的全国同行的大部分所墨守的观点和方法也相抵触。特别是在美国，虽然经济学这一学科已突飞猛进，但回顾过去，看到的几乎只有过时的教科书——虽然F沃克等人的研究无疑已经改进了这些教科书，但它们依然落后、过时——其他方面则只有杂乱无序了。这么说并不是不尊重被遗忘的或正在被遗忘的名人，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到一个青年在1886年左右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之后，却发现在那里并没有人能知道他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光滑表层之下所存在的丰富的观念和研究方案时的心情。在那时，《经济学原理》是一部可据以学到马歇尔学说而不必去到剑桥听他讲课的唯一著作。而且在1886年或更晚一些时候，一个极有能力的教师才能以实际有用的方式，来介绍JB克拉克的学术思想。因此，《社会政治》始终没有遇上敌手，经济史仍然处于次要的地位，新的理论“边际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被随便地弃置一旁。而极其乏味的教科书——或多或少是按照穆勒的典范形成的——成功地把思想比较活泼的人驱逐到“制度主义者”的叛变当中去。
米切尔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曲线图，我相信可以毫不勉强地解释为两个平面的交叉线：一个代表这些环境条件；另一个代表他自己的心理倾向。
像他这样有能力的人注定不会满足于他所眼见的事物的状态，必定要到社会现实的浩瀚海洋中去寻找补救的办法。而在他看来，经济学家似乎只注意到了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他要的是无限畅游而非浅尝辄止；是对不毛之地的深度探索而非边缘的徘徊。再有两点就可以完成这一阐述。第一，他总是对逻辑的严密性保持怀疑，就像马驹对缰绳和马鞍感到疑虑一样。他仔细观察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耕作的人们的工作，并很快发现它们不仅只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可以任意抛弃的不现实“假设”，而且是一种“空想”，它束缚了研究者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第二，除了这点以外，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游戏设定”：政治偏见或形而上学信仰毁损了建筑在这一不毛之地之上的作品；而且即使它没有被毁损，对他来说它仍然是没有用的。
如果这确定了他的制度学派的地位，则米切尔过去是并将永远是制度主义者。我并不希望参与讨论这一难于捉摸的概念的确切意义。这种讨论会时不时地突然爆发，而结果都是产生这样的论调：凡勃伦根本不是制度主义者，或者他是唯一的一位。这样反而会更无益。因为参加上面所提到的“叛变”的每个人，都会用自身积极的计划填补基本上是消极的批评留下的空白。但对米切尔的方法论的地位必须加以细致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一再地（甚至在最近）以一种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对它加以评论。我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问题：米切尔关于科学经济学家对于“政策”的正当态度的观点，关于保护科学结论免于被观念形态所毁损的正当方法的观点，以及关于“理论”的观点。在他的整个成年时期当中，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观点他很少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方便地通盘考察它们。
二
关于第一点，他的做法给我们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像其他学院主义者一样，他憎恨自己的性格形成时期的经济学与放任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盟。但他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而这样做的少数人之一。虽然放任自由主义计划在实践中不完善却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谅解这一点可能和他厌恶这一特殊联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进入任何这种联盟的权利的。在米切尔看来，经济学应当是客观的科学，它把大量实践中慎重确认后的事实和推论提供给愿意使用它们的人自由支配和处理。这并没有使他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与此相反，他总是随时准备着在有必要的时候为公众服务。1908年他在移民委员会里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劳动统计局和战时工业局里的工作，以及后来他作为胡佛总统的社会趋势委员会主席（1929—1933年）的工作，作为国家计划局、国家资源局、联邦紧急公共工程管理局成员（1933年）的工作，以及作为生活调查委员会主席（1944年）的工作，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米切尔的这些工作的性质有助于证实我的论点：它们总是和他关于他的科学使命的概念相一致，始终在观察和解释一种形势中的事实，并客观地陈述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有可能想当然地做出决定时，他通过广泛接收切实可行的建议，考虑各种情况，做出决定，并非毫无保留。但他从来不超越一定的限制，对于像他这样埋头于分析工作，并且从来不传播任何秘诀，从来不为“政策”辩解的人，我认为这种限制是恰当的。
关于第二点，对于意识形态的危害，他认识到这种危害，这本身就必然可以被看成一个显著的优点。在这一点上所能引起的仅有的问题是：一方面，他对于在方法和结论上他不同意的那些著者，是否过分倾向于怀疑其意识形态（“先入之主”）；另一方面，他所采用的补救方法是否正当。在李嘉图的分析中有许多缺点，但如果不考虑他的政策建议而考虑他的分析的抽象程度，我们就找不到其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缺陷——像卡尔·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米切尔的补救方法——对事实的谨慎的和“客观的”研究——的确会摧毁许多但并非全部的先入之见；但是即使再小心，也难以防止存在于研究者灵魂中而且从来没有为他所察觉的那些罪恶精神，对于研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这不能变更这一事实：米切尔是极少数彻底地看透了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们认识到在我们领域中的先入之见仅仅是政治偏见或只是为了保证某种特殊的利益。
第三点，“米切尔和经济理论”这一主题所引发的难题比另外两点都大得多。这些问题部分是由其模棱两可的含义所引起的。在关于商业周期的主要出版物中，米切尔列举了大量的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宣布他乐意利用可能传达给他的任何建议。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与其中任何一个结盟或是为建立同样的模式而受其束缚，他显然用了“理论”一词的“解释性假设”的意思。他的意思可以用这一无可争辩的说明表示出来：这样一个假定应当是具体事实研究的结果或根据具体事实的研究而得到的启示，而不是在这种研究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公正地说，这种主张是站得住脚的，特别是不能以这样一种方案在逻辑上是
不可能的为理由而加以反对；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要研究的现象，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一些对实证研究产生指导性影响的因素。换句话说，没有“理论”，就必然不会存在实证研究或“测量”。这也是正确的，但当我们提到它时，我们就会理解到这一事实：我们用的是“理论”的另一层意思，即“理性工具”。在这一意义上，米切尔肯定并不愿意把“理论”排除于他自己的或其他人的工作的任何阶段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予以说明。
虽然米切尔从来没有犯过在原则上反对使用概念工具或图式这种荒谬的错误，但他却曾反对过在“古典”文献——他把在他的成长时期里有采用价值的古典著作以后的文献也包括在内——里实际上使用的“概念工具”。这有两个理由：一是这和他作为经济思想的一位领袖的个人成就密切相连；二是指出了阻止他成功地把他的领导地位扩展到更广大的范围的一个限制。
毫无疑问，他试图扩大经济学的范围，以便把“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包括进去，经济社会学是指分析社会制度或分析“盛行的社会习惯”的学科。而“货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是作为来自其他学科的论据——虽然是可以改变的论据——加以接受的，而是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这种材料看成对传统理论的补充，而是以它取代了传统理论。经济过程理论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但它将成为一种根据仔细观察实际行为和动机的结果而建筑起来的理论，因为他在原则上没有排除反省或由反省而得到的心理解释。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这一理论会使得米切尔把经济生活看成一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在他看来，对商业周期的分析是对整个经济过程进行现实分析的第一步。我们不应当质疑，而应该赞扬他总是强调事物的连续，这自始至终都是他的独特的思想特点。并且我们还应该把1913年以前的米切尔看做现代动态经济学的先驱者而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在称赞了他的前提之后，我仍将怀疑他根据这些前提而得来的结论之一，即他和别人都同意叫做新古典理论的经济理论必须被抛弃。
我们在学习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著名课程《经济理论的类型》时，难免对于这个事实感到惊奇：他反对那些作者的“假设”不逊于反对他们的“预想”。关于这个问题的每一点他又一次对了：十分明显，根据他的理解，逻辑的图式或模型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也不是拯救理论的全部；并且，除此之外，他认为这些模型被建立起来的方式和对于它们来说
是极其基本的假定或假设，也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但米切尔没有为了用其他假定加以代替而反对全部假定——或整个模型。他反对把它们作为假设，并且对那些关注它们的确定性和一致性问题的人们不屑一顾。他认为“我的祖辈的神学；柏拉图和魁奈；康德、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凯恩斯、杰文斯甚至马歇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类的”。在现在这个时候还详细地研究他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或者确切地指出一个正确方法上的直觉在何地驱使他犯了错误，这是多余的。简单的事实是：建立一门科学需要各种类型的人；而这些类型的人几乎不需要达到彼此理解的程度；并且，偏爱对一个人有益的著作，很容易导致对在评价当时还没有严肃地加以对待的其他著作加以贬损的态度。但这一态度对米切尔的著作及其影响范围所造成的危害，却不是多余的。他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模式表达清楚，这就使除了最热心的和富有同情心的翻译者以外的任何人都难以看到它们的存在——他的1913年出版的那本书的基本观念可以形成甚至是享有“完整性”优点的动态模型——并且，像他把均衡的静态理论处理为“梦幻境界”的那些章节，很容易使那些不太具有同情心的批评者，显然因为他没有抓住它的意义或一般模型的性质和意义，而不承认他的领导资格。而他从来不会听信这种理论：合理的模式的目的在于描述盛行于和追求金钱利得相联系的一切经济中某种行为方式的逻辑——这是他极其了解的一个概念——并且完全不意味着这一合理的描述的主人翁本身的感觉或行动是合理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试图向他表明，他的1913年的那本伟大的书，要只就它的论证的框架来说，是动态均衡理论的一种运用时，他表现出的无言的惊奇。我写这些话不是贬损我热爱并钦佩的人的名誉。我只是想消除各方面的误解，从而使他拥有更多的追随者。
三
我们现在转向他研究的核心。给我们留下印象的第一件事情是它的突出的连贯性。劳陵建议他把“美钞”事件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事情，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是这除了暗示这个固执的候选人接受建议外，似乎可以有把握的假定，无论他选择什么起点，都能到达目的地。在米切尔的手里，这一题目成了他对“美钞”事件经济过程的研究——关于这种过程反作用于战时财政的冲击方式，以及“美钞”发行本身的影响只是通向这些方式的途径。在劳陵的教导之下，他对于数量理论的评价很差，并很快对其进行了更改。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由这篇论文而产生的
两部著作，应注意到的真正重要的方面是他对于货币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一方面，他把货币现象与其他现象统一在了一起，因而预见到它们以后表现出的各种趋势；另一方面，他分析了各种关系，这使他很自然地研究商业周期，以此作为研究今天的货币经济一般理论的起点，这是他成年时期研究的真正主题。
1913年出版的《商业周期》一书，他从1904年就开始酝酿了，虽然他认为就这一题目而写一部著作的想法真正产生于1908年。它是美国经济学史上的一个界标——虽然它对学者的影响远远地扩展到美国之外——并且是极其有价值的。这不仅是他的杰作、一部守旧的行家里手也认为是名作的作品，而且为以后的所有著作树立了典范。1927年，他又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全盛时期的作品，以及精力未受损伤时期的作品，都是其代表作，他以此证明自己是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再现于1927年的版本中。即使《商业周期计量》一书（1946年），也只是在更高和广泛的水平上应用了其部分思想，这些思想在1913年首先公之于众。实际上，就连全国经济研究局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它们引申出来的影子。1913年的方法和研究成果都经得住后来者对它们的大量研究和检验。但是米切尔本人，按照他的献身于真理的单纯思想，总是随时准备修正它们。
在确定了《商业周期》在米切尔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之后，现在我要确定它在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很没有信心。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米切尔所进行的创造性努力不单纯是研究周期现象本身，而是指向“在商业波动的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观念，所鼓舞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新的经济理论——这使他的作品和大多数商业周期研究者的作品难以互相比较。其次，像大多数创造性工作者一样，米切尔很难领会那些在态度上或方法上与他（或者在他看来与他）相差很远的人的作品。他博览群书，是一个最宽宏大量的人，但是由于他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并且长时间狂热地工作，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理论结构，他就很难深入到一定的水平之上。为了做到对他的思维能力的公正评价，就有必要借助主观的和客观的占先权之间的区别。在我研究经济分析的历史时，我常常感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再次，人的思维在任何特定时期都易于集中在一些相似的观点上，但由于方法问题，使得研究人员及其学生更清楚地看到相互间次要的差异而非本质的相似点。
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中，研究人员的印象是不同“解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事实是：他们对周期与“危机”问题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借助统计材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如对我们称之为加速原理的一般形式的强调——的相似性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运动中，没有一位著者起带头作用，并且没有一位著者似乎受到其他著者大的影响。但米切尔的著作的产生日期保证了它在这一运动史中的卓越地位。
诚然，在所有这些中，克雷蒙·朱格拉毫无疑问是先驱者，可以说是他创立了现代商业周期分析。就米切尔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朱格拉都是他的先驱者。他不仅写了一部“伟大的事实论据充分的书”，推进了当代的理论，并弄清了由“恐慌”过渡到“周期”的必然性，甚至他还以真正的米切尔式的含蓄指出了重要的证明原理。他认为这一证明原理根源于观察，并登峰造极于一个著名的断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是说：萧条是对繁荣中发生的情况的反映。我认为尽管这一论述不完整，却是对该理论的最早的系统阐述，经济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产生下一个阶段，繁荣阶段在这一系统中集聚起来的压力导致经济衰退（而衰退又产生了下一轮的繁荣）。米切尔独立地采取了相仿的模式，并毫不犹豫地称它为“理论”（参阅《商业周期》第583页，或伯恩斯的摘要，第25页），并且这正是它的本质，如果我们采取这个词的有用的意义的话：在用它来说明经济行为的不断消长之时，一个图式一定会引出正当的理由来。这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周期理论的其中之一。有这样的“理论”，即经济过程基本上是不波动的，因此必须从特定的环境（货币的或其他的环境）中去寻找扰乱经济过程的平稳流动的解释。马歇尔在代表这一“假定”的一大群人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也有这样的“理论”，即经济过程本身基本上是波浪式的——周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形式。米切尔赞成后者。在我看来，说他在此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不为过：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利润经济，在这一经济里，经济活动取决于影响目前或将来的利润的因素——我认为这等同于凯思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所以他宣称利润是商业波动的“线索”，这似乎不仅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第22章里所描述的“理论”基本上相符合，而且也与一派商业周期研究者的“理论”基本上相符合——他们的队伍几乎和把周期看做内生于资本主义过程的那一派同样大。除此之外，米切尔也没有什么主张。特别是他
没有进一步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利润显然总是密切地与投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即使如此，我们眼前仍有一个明确的模式在支持米切尔的实证研究。如果这一模式在他研究的最后阶段显得证据不足，那是因为结局使他进退维谷，也就是说，他陷于研究工作的“实证”阶段，在他能够完全协调劳动成果之前。
与1927年的那部著作完全相同，米切尔的1913年的这部著作也是从对现存的各种解释的简短考察开始的。在这两本书里，他以简洁的并令人惊异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将它们叙述了出来。米切尔认为它们都是“表面上讲得通的”，但又都是“纠缠不清的”。他对它们加以分类，但没有企图系统地批评它们。虽然他在这里或那里提出反对的意见，但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认为它们是关于局部真理的许多说明，其中每一个都难分伯仲，有待于事实的检验。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也揭示了上面所提到的米切尔的方法学的特点之一：对他来说，解释性的假设和事实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尤其是一个理论在经过事实检验之前，没有任何逻辑标准可以排除它。但是由于米切尔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所以这种不偏不倚还是有它的优点的。并且正如一再说明的，这为他在统计材料的海洋中航行提供了指南。
同样与1927年的著作完全一样，1913年的著作让人们了解了米切尔对货币经济的观点。这只是对一般经济理论做出的初步论述，它们结构严谨，未加渲染，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但未加修饰并缺乏有效的概念化，正因为此，它们从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章节所启示的而不是陈述的货币流通理论，预见到现代收入计算和总量分析中很多精华的东西呢？当然，在这里我们掌握了当时的很多批评家所没有的，但在1913年这部著作的第三部分里曾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背景”，毫无疑问，这一背景叙述需要扩充，同时还需要一位专业理论家的编辑工作。但无论如何，它也是伟大的成就。
但是1913年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任何的编辑整理。它是一种珍品，是拓荒者的成就。米切尔不仅知道如何使用统计资料，并且也知道如何发展它——如何取得他所需要的资料，即使它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洞察在全面观察后产生的一种需要，然后识别满足这种需要的可以利用的手段，最后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这些事情在1908年和1913年之间，一定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连发生的。许多人具有全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