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阶级经构园亭风气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龄说：
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亦多有。然其间亦有人已之辨莱径棘篱，林木蓊蘙，内有清池数亩，修竹数千，洞房素闼，具体而微，北牖延风，南荣宾日，身可休老，子孙可诵读，亲朋过从，亦可觞咏，为己者也。岩夫雕阑绮榭，杰观危楼，修廊引带其间，花径汇缘而入，标奇踞胜，带霓饮云，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应接之烦，无燕处之适，此为人者也。
奭龄是万历时人。可见在嘉、隆以前，即素称繁庶的越中，仕宦阶级尚未有经营园亭的风气。园亭的缔构，除自己出资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顾公燮说：
前明搢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
王世贞记南京名园，王公贵戚有太傅园、西园、魏公南园、锦衣朱园、万竹园、徐锦衣家园、金盘东园、徐九宅园、莫愁湖园、同春园、凤台园、武定侯园；士人则有市隐园、武氏园、王贡士杞园、遁园、逸园、尔祝园、吴孝廉园、何参知露园、卜太学味斋园、许典客长卿园、李象先茂才园、许长卿新园、无射园、汤太守熙台园、陆文学园、方太学园、张保御园、李氏小园、武文学园、太复新园、华林园等园；娄东（太仓）一邑有田氏园、安氏园、王锡爵园、杨氏日涉园、吴氏园、季氏园、曹氏杜家桥园、王世贞弇州园、王士骐约园、琅玡离园、王敬美澹园等数十园。北京则有米仲诏湛园、勺园、漫园、宣家园、清华园等名园。全国名都大邑，都竞相建筑，园亭建筑学由之盛极一代，西洋教士东来后，将东方建筑意境带回欧洲，大大地影响了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园亭建筑。园中多凿水叠假山，郎瑛记：
近日富贵家之叠假山，是山虽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气，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乐也。
张南垣至以叠石成名，为当时人造风景、园亭艺术专家。黄宗羲说：
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其后东至于越，北至于燕，请之者无虚日。
对于饮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时大臣宴会，赏赉庖役动至数百金。万历时张居正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陶奭龄说：
近来人家酒席，专事华侈，非数日治具，水陆毕陈，不敢轻易速客。汤饵肴蔌，源源而来，非惟口不给尝，兼亦目不周视。一筵之费，少亦数金。
“一簋之费数金，一日
之供中产。”平居则“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张岱自述：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
“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争奇斗巧，普通的做法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别出蹊径，惨杀物命：
京师……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巨珰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
在这风气之下，专讲饮食烹调的食谱茶谱酒谱便成为这阶级的流行著作，饮食口腹之学也成为专门之学了。
同样衣服也由布而绸绢，由浅色而淡红。隆万时范濂说：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缎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鬃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
巾帽则变易更多，花样翻新，不可究诘。范濂又记：
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搢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154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贯发。鬃巾始于丁卯（1567）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渐盈纱巾，为松江土产志所载者。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而马尾罗者，与鬃巾乱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出，用两飘带束顶，近年并去之，用吴门直罗头法，而儇儿更觉雅俏。瓦楞鬃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
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皆尚罗帽、纻丝帽，故人称丝罗必曰帽缎……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鬃，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又有朗素密结等名。
此外又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等名色。妇女服饰，正德时多用璎珞：
正德元年（1506）妇女多用珠结盖头，谓之璎珞。
嘉靖以后则愈趋繁杂，范濂说：
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年少者用头箍，缀以圆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两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
髻则愈后愈高，董含说：
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髻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又仕宦家或辫发螺髻，珠宝错落，乌靴秃秃，貂皮抹额，闺阁风流，不堪寓目，而彼自以为逢时之制也。
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再进一步便是狎妓。唐宋以来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刘玉记：
（南京）江东门外，洪武间建轻烟、澹粉、梅妍、翠柳四楼，令官妓居其上，以接四方宾客。大贾及士夫休沐，时往游焉。后士夫多以耽酒悦色废事，渐加制限。
胡纳亦记：
台、温二郡，经方氏籍据之后，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挟倡饮，有司罢于供应。君（熊鼎）下永嘉，令籍倡户数千，悉械送之京。
至宣德三年（1428）左都御史刘观挟妓宴饮被斥，《明史》记：
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诸御史亦贪纵无忌。
次年复有萧翔等挟妓废事案：
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劾奏行在户部郎中萧翔等不理职务，日惟挟妓酣饮恣乐。命悉
下之狱。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亵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赴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故此辈仿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大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此言偏谕之。
一月后政府遂申令禁约，现任官不许狎妓：
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坏礼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
替代官妓的是变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说：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搢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
史玄记：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胡同，门与倡无异。其姝好者或乃过于倡，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之梦矣。
但非现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缚，勾栏盛况并不因之减色。驯至士人以老称妓，茅元仪曾愤慨地说：
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老者吾辈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
十七世纪初年，轻薄文人至以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冰华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薰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1597—1600），其妖冶已极。
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同时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表》。可见这风气之普遍。余怀记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说：
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这一阶级在国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明代后期的色情小说，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这时代的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写的秦淮河教坊盛况，也是这时代的写实之作。
和妓女、小唱并行或者可以说部分由妓女、小唱改业的有女戏和男戏。女戏之盛行亦为隆万以后
之事，徐树丕说：
十余年来，苏城女戏盛行，必有乡绅为之主，盖以倡兼优，而搢绅为之主。充类言之，不知当名以何等，不肖者习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
以排演女戏著称的艺术家有朱云崃，以音乐著，张岱说他：
朱云崃教女戏，非教戏也。未教戏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萧、管，鼓吹歌舞，借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郭汾阳、杨越公、王司徒女乐，当日未必有此。
刘晖吉以布景著：
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梨园从来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幔之，内燃寒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朱楚生则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尝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
至男戏则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职业伶人，第二种是业余消遣，第三种是贵家戏社。职业伶人游行城乡，搭草台，临时演唱，民间重迷信，酬神赛会，必招戏班演戏，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间娱乐，汤来贺《梨园说》：
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然闻万历中，家庭之中，犹相戒演此，恶其导淫也，且以为鄙陋而羞见之也。近日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括其大意，则皆一女游园，一生窥而悦之，遂约为夫妇，其后及第而归，即成好合，皆徒撰诡名，绝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近来各乡从前质朴者，因演戏而习冶容矣。闻某村演戏，席罢之后，妇女逐优人而去矣；又见有嗜戏之家，处子怀孕，淫乱非常矣……然乡村信神，咸矫诬其说，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必值风涛，是以莫能禁之。
故事的公式化，游园、定情、及第、好合四个段落，以及第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趣味。浙江绍兴一城就聚有这类伶人至数千人之多，刘宗周《与张太符太守书》：
梨园之为天下病，不能更仆数，虽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为独甚。斗大一城，屯拥数千人，夜聚晓散，日
耗千金，养奸诲盗，且挟宦家之势以陵齐民，官司不敢问。伶人服饰至有值千金以上者。
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吴中奇荒之后，仍大规模演戏，徐树丕说：
辛巳奇荒之后……而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尤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人之家，惴惴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奉矣。
业余消遣的，东南到处多有，浙江各地称为戏文子弟，陆容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悽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江西则有永丰腔，唐顺之说：
永丰又素善为优，闾里浸淫传习，谓永丰腔。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
贵家戏社则由巨家家优排演，供私人欣赏，角色俱经精选，陈懋仁说：
优童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蝉鬓傅粉，日以为常。
明末最著者为山阴张家和桐城阮家。山阴张家从万历时理学名臣张元忭起到张岱三世都以声伎著名，张岱自述：
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有可餐班……次则武陵班……再次则梯仙班……再次则吴郡班……再次则苏小小班……再次则平子茂苑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童技艺亦愈出愈奇。
张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词度曲。傒童到其家，至谓之“过剑门”。曲中经其一顾，声价十倍。阮大铖则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时，张岱说：
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这一般乡绅不但谱制剧曲，蓄优自娱，并能自己度曲，压倒伶工。沈德符记：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搢绅，则留意音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座命伎，即老优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
我们假如把明代的剧
作家的身份作一统计，将发现大部分是属于本文所说的这一阶级，主要的如朱权、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除开第一个是亲王外，其他的全是进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县令。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则将发现元曲的作者大多数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传奇的作者则大半是文人达官。这一对比的事实，从平民的艺术转变为贵族的艺术（文辞之细腻佳丽，故事题材之从日常生活转变为科名团圆），也正是这整个时代的趋势的说明。
仕宦阶级的另一种娱乐是赌博。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祝允明：
长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冲：
长洲皇甫冲博综群籍，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弛放迹，使酒纵博。
韩上桂：
万历间，韩上桂为诗赋，多倚待急就，方与人纵谈大噱，呼号饮博，探题立就，斐然可观。
最通行的赌博有两种，一种是马吊，始行于天启中，顾亭林说：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
其发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说：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曰：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
另一种是叶子戏，源于小说《水浒传》，以政府所出缉捕水浒群盗赏格数目及所指名之人图形博胜负，名为斗叶子，成化英宗时即已盛行于东南，陆容记：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
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到万历末年，成为民间最流行的赌博，进士甚至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至崇祯时，内容又小变，有“闯”，有“献”，有“大顺”三牌，吴伟业说：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
举国上下，都耽于赌博，结果是如沈德符所说：
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伙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
崇祯时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赌惯了叶子戏的就以叶子戏上最脍炙人口的绰号自名，闯、大顺之外，如闯塌天、立地王、一堵墙、曹操之类，大体上都是从叶子戏上的绰号演变而来的。
除狎妓、捧戏子、赌博这一类事以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沾沾自喜，号为收藏家。明代前期称这一类人为“爱清”。陆容说：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
嘉靖以后，此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沈德符说：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严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居正）当国亦有此嗜……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
严家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子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这些书画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见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内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画，据李东阳的《怀麓堂集》、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田艺蘅《留青日札》和《钤山堂书画记》、钱谦益《初学集》等书的记载，此图的主人有宜兴徐氏（溥）、西涯李氏（东阳）、陈湖陆氏、昆山顾氏（懋宏）、袁州严氏（嵩）、内府、嘉禾谭梁生等主人。徐、李、严三家都是宰辅，陆、顾则为世族。由此可见这时代这风气之盛！可是从学术的立场看，这时代人对于古物的态度只是一种玩意、珍宝，收藏的风气虽盛，研究的成绩像两宋的《集古录》《金石录》《钟鼎彝器款识》《东观余论》《隶释》，讲形制，讲花纹，究文字，正史实的著作，却一部也没有。金石学、考古学成为专学，直需等到下一个对明学反动的清代，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强地说，这时代人对金石学的贡献，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给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础。
另外一种兴趣是刻书，由于上文所说“书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进京时的人情或贿赂都以新刻书为贵，于是各地竞相刻书，各官竞相刻书，刻前人著作，刻经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丛书，刻类书。书籍数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说是这时代对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试读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期书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难得。这种情形直到正德末年还是无大进步，顾亭林说：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做此业障，则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做此业障也。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