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违法但不构成犯罪被羁押，国家是否赔偿？
村民朱某因故与执行公务的干警发生抓扯，被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继而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向法院提起公诉，开庭审理后，法院认为朱某妨害公务的行为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遂判决其无罪。朱某以错捕为由，向检察机关请求国家赔偿。
律师的话：
（一）朱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其逮捕失却合法性。《刑法》第十三条明确定义：一种行为成其为犯罪，必须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三个根本特征，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缺一不可，这是司法实践中区分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本案中，法院认定朱某“妨害公务的行为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朱某虽然实施了妨害公务的行为，但它不具备犯罪的法律特征，即没有违反刑事法律，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应受刑罚处罚，没有达到成立犯罪所必需的质的量的要求，根本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仅只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其行为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如果违反其他行政法规，由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违法但无罪的人进行羁押，显然违反《刑法》的规定，说明检察机关没有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国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对朱某的逮捕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本案中，法院认定朱某“不构成犯罪”，是指朱某的行为欠缺构成犯罪的要件，自始至终就不是一种犯罪行为，与“不认为是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因而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三）的规定，检察机关不能免责。同时，从诉讼法理论来说，对朱某的最终法律评价只能是两种，有罪或无罪，非此即彼。《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都明确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公民，面对的只是最终的处理决定，也就是最终的法律评价，法院对朱某的最终处理决定是无罪的，实际上也就是对朱某“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律确认，如检察机关对这个确认有异议，可以依职能提起抗诉，如果没有抗诉或者撤回抗诉，不论什么原因，都应视为检察机关对此确认的认同和接受。那么对于“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国家就没有理由不给予赔偿。
（三）我国刑事赔偿立法的宗旨就是为了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
益，强调司法机关行为的准确性和合法性，以此实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制约权力的无限滥用。因而不能拘泥于法律条文的表面含义，避免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过于表面化，而忽视了刑事赔偿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和本意。对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违法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违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形，还应该考虑到其他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公认的合理标准等“错误”方面，否则极有可能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本不构成犯罪的案件，错误地作出有罪的评判和认定，对行为人进行羁押。对此可能造成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法》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权利为宗旨的立法意图相矛盾，使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因司法机关的过错而受损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救济和补偿，不利于整个社会法治观念的确立。
◎储某是否该得到国家赔偿？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８日上午，汪某、储某在省道上设摊卖早点，被某城建局下属监察大队执法队员发现，执法队员当即表示要对其进行处理，汪某、储某不肯，双方发生争执。这时，恰好有一辆垃圾清运车开了过来，该执法队员示意车停下，并叫随车清运工将汪、储卖早点所用器具及卖剩食物等装进清运垃圾车后部的车兜销毁。当清运工将汪某、储某做饼用的案板装进垃圾清运车时，汪、储就从垃圾车里将案板抢了回来。就在汪、储抢案板之际，该执法队员又将他们卖早点所用的三轮车掀翻在地。于是，清运工将洒在地上的锅盖、油壶及饼等物扔进车厢，汪、储不顾一切将手伸进垃圾车车厢，就在储某捡锅盖时，右手臂被早已启动的垃圾清运车刮板夹住，后经医生诊断为：“右肱骨干骨折伴桡神经损伤”。储某住院治疗，共花费医药费人民币近４０００元。５月２１日，汪某、储某不服，依法向某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共四万余元。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经申请人、被申请人双方协商，被申请人同意补偿申请人一定的费用，申请人撤回申请，案件终结。
律师的话：
本案是典型的由于执法人员不文明执法导致行政复议附带行政赔偿的案例。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２９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但本案中储某手臂被压受伤，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医药费、误工费该不该赔。储某为了拿回自己财物，不顾下压刮板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危险，在垃圾清运车的车厢里捡
锅盖，才造成了自己手臂被压伤，因此其行为不是执法队员直接侵害造成的，也不是执法队员唆使非执法人员让储某去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之规定，不属于国家赔偿的情形，不予赔偿。
第一，本案中执法队员直接侵害的是财产权而非人身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若侵犯的是财产权，理应对受害人进行财产赔偿，若侵犯的是人身权，造成其身体伤害的，则应对受害人的医药费、误工费等进行赔偿。而本案中执法队员指使非执法人员任意销毁被执法人的财物，并没有唆使非执法人员用垃圾清运车的刮板去压被执法人，即侵害的是其财产权，并非其人身权，若要赔也仅是对损害财产的赔偿。第二，储某手臂被压与执法队员的违法执法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确，若没有执法队员的违法执法，即指使非执法人员将汪某、储某卖早点用的器具及食物用垃圾清运车装走销毁，也不会发生汪某、储某捡回自己的财物的事，更不会发生储某手臂被压的一幕，但并不是说，只要是执法队员违法执法，就必然会导致储某手臂被压的结果，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对执法队员违法执法所造成的后果，被执法者可以寻求多种救济途径得以解决，如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并对被损害的财物提起国家赔偿。而本案中汪某、储某通过自己捡回财物来阻碍执法的方式是最不可取的，其行为造成的后果，也理应由自己承担。第三，由于被执法者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予赔偿。国家只有与行政侵权行为有必然因果关系的那部分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对那些表面上与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为有关系实际上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本案中，汪某、储某不顾已经存在的危险，去捡自己将要销毁的财物，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不是执法队员的唆使，更不是在执法队员的强迫之下所做出的。
◎再审该判无罪国家应予赔偿吗？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２日１５时许，Ａ站因Ｋ１３次提速试验，列车通过而对站区实行封闭管理，该站站长指派张某负责看守车站出站口大门及附近区域。此时Ｂ铁路分局Ｂ车务段庄某等人回Ａ站，喊张某开门，张不开，遂发生口角，后相互指骂，厮打。厮打中，双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庄某面部受伤，张某胸部受伤，经Ｂ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Ｂ市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庄某鼻骨粉碎性骨折、左眼眶后外侧壁眶骨断损，两处均构成轻伤；张某肺挫伤，损伤程度为轻伤。
Ｂ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１日判决认定庄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四个月；认定张某犯故意伤害罪，拘役三个月。宣判后，二人均不服，提出上诉。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３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仍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符，伤情鉴定有误”为由，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作出刑事再审决定书，指令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经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某、庄某的鉴定，均系轻微伤。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作出再审刑事判决书，撤销了本院和Ｂ铁路运输法院的原裁判，对张某、庄某宣告无罪。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５日，张某向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国家赔偿。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赔偿请求人张某被判刑罚，经再审改判无罪，其被羁押８９天，依法应予赔偿；其他赔偿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律师的话：
本案涉及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及赔偿金额的确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以及国家赔偿与单位补偿的关系等问题。
第一，赔偿范围与赔偿金额的确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再审撤销张某故意伤害罪的一、二审判决，作出无罪判决时，张某实际已服刑三个月，即原判罪罚已经执行，且撤销故意伤害罪并非因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而是因为经司法鉴定张某系轻微伤，故意伤害罪不能成立，所以，张某申请人身自由被侵犯的赔偿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里所指的“上年度”应当是赔偿义务机关或者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上年度。本案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２００２年作出赔偿决定，应按照２００１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赔偿金。
第二，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根据这一规定不难看出，再审改判无罪的，如被告人不上诉，未经第二审程序，一审判决生效的，原一审
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二审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案一审宣判后两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因此，本案应由Ｃ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国家赔偿与单位补偿的关系问题。国家赔偿与单位补偿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宜混为一谈；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被侦查、检察、审判机关错拘、错捕、错判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获得国家赔偿。这对每一个受到司法机关违法侵害的人都是普遍适用的，不管该赔偿请求人是否获得了单位补发的工资，都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对该赔偿请求人给予赔偿。因此，尽管张某系铁路职工，可以按照劳动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请求补偿工资，但工资补偿不能代替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支付其赔偿金。
◎非法拘禁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吗？
赵某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向Ａ市人民法院起诉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Ａ市公安局×××派出所民警殴打其子，赵某前去评理，反而被Ａ市公安局安福寺派出所关押了１１天又１８小时。自始至终，该局对上诉人都未下达任何法律文书，既无刑事拘留通知书，也无监视居住通知书，纯属非法拘禁，而不是什么监视居住，要求确认Ａ市公安局对其采取的关押拘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Ａ市公安局对起诉人赵某采取的强制措施是监视居住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０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Ａ市公安局对起诉人赵某监视居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属于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Ａ市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５日作出（２００２）执行诉审字第２６号行政裁定书，对赵某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赵某不服，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向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赵某上诉称：Ａ市公安局在未经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长达１１天又１８小时的关押，其行政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人身自由权，纯属非法拘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二）项之规定，上诉人有权提起行政侵权诉讼并申
请国家赔偿，人民法院应立案受理。
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晚，上诉人因妨碍公务被Ａ市公安局×××派出所带回审查，次日，Ａ市公安局决定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并向其宣布（９７）１３７号《监视居住决定书》，上诉人拒绝在决定书上签字。上诉人被关押１１天又１８小时后释放，无释放证。
同时查明，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５日，上诉人向Ａ市公安局《确认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申请书》，同年６月１８日，Ａ市公安局向其发出（１９９９）第１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其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该决定书７月６日送达起诉人，７月１４日，上诉人向Ｂ市公安局递交《行政赔偿复议申请书》，１０月１５日，Ｂ市公安局信访科向Ａ市公安局发函：“赵某上访，请接待处理。”１２月２８日，Ａ市公安局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确认：“赵某因涉嫌妨碍公务一案被我局立案侦查，审查１１天，经共同协商，达成如下意见：１?郾由×××派出所退还扣押的现金２２８?郾１０元；２?郾赔偿赵某１１天误工工资６０２元。”当日，上诉人领取扣押的现金及误工工资８３０?郾１０元。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上诉人以Ａ市公安局为被告向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１?郾确认×××派出所对其关押拘禁行为违法；２?郾判令被告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１００００元；３?郾判令被告支付行政侵权国家赔偿金；４?郾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２０２７?郾２０元（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打字复印费等）；５?郾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裁定理由：上诉人赵某因涉嫌妨碍公务，被Ａ市公安局×××派出所带回审查，次日，Ａ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对其监视居住，由刑警大队执行，并向其宣布（９７）１３７号《监视居住决定书》，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虽然，Ａ市公安局对其实施的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措施，但该措施是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期间进行的，仍然是在对所确定的犯罪嫌疑人行使刑事侦查手段，只是手续欠完备。由此，可确认Ａ市公安局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二审法院裁定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律师的话：
对于本案，看似简单的一起不予受理的上诉案件，却涉及到判案人员对于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准确把握。
１?郾被诉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那么，就要首先明确本案是属于刑事赔偿纠纷还是行政赔偿纠纷。本案中Ａ市公安局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措施实质上是对上诉人进行拘留，但是，却没有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出示拘留证，也没有在法定的１２小时内进行讯问，且事后也一直未补办法定手续。这一点便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然而，对一法律行为的定性分析不能只看局部，而应放在整个法律事件中来考查。本案中，在对赵某监视居住期间内，无疑仍然是在对所确定的犯罪嫌疑人行使刑事侦查手段，只是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措施手续不完备、不合法。由此，可确认Ａ市公安局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依照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１２月２８日，Ａ市公安局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应视为是Ａ市公安局对此的一种确认，赵某可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２?郾诉讼时效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决定，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在复议期满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赵某因不服Ａ市公安局（１９９９）第１号《不予受理通知书》，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４日，赵某向Ｂ市公安局递交《行政赔偿复议申请书》，Ｂ市公安局未作决定，赵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最后期限应为９月２９日。赵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才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暂且不论其诉请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因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也不存在其他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况，应裁定不予受理。
◎被错误逮捕检察院应赔偿吗？
赔偿请求人李某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日以申请刑事赔偿为由，要求Ａ市人民检察院赔偿因办错案给请求人造成的损失２５０万元，并为请求人恢复名誉，向请求人赔礼道歉。Ａ市人民检察
院逾期未做出决定。李某又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向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Ｂ市人民检察院逾期未做出复议决定。赔偿请求人遂以无辜被捕入狱为由，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向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事项为：１?郾冤狱１３个月期间实际支出１?郾３万元；２?郾冤监期间工资补助３?郾２５万元；３?郾冤狱患多种疾病治疗及缮食补助１２?郾９５万元；４?郾由于冤狱给律师职业带来的影响（每年７?郾５万元，３１年）的损失２３２?郾５万元，以上请求事项合计２５０万元。
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李某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５日被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０日被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逮捕。Ａ市检察院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３日以定罪证据不充分，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４日被Ａ市公安局看守所释放。
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李某系无辜公民，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将其逮捕，并限制人身自由３９４天，属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赔偿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作出决定如下：一、赔偿李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每天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２５?郾４７元×３９４天计算）１００３５?郾１８元。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三、对赔偿请求人李某的其他请求不予赔偿。
律师的话：
李某请求Ａ市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刑事赔偿案，对刑事赔偿事实、赔偿金额的确定和对“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判令依法有据，故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
１?郾赔偿请求人李某，依法具有刑事赔偿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本案刑事赔偿请求人李某，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０日被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于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０日被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逮捕；因定罪证据不充分，不符合起诉条件，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３日Ａ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书，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４日被Ａ市公安局看守所释放。李某被错误逮捕，限制人身自由３９４天，依法取得了向Ａ市人民检察院请求赔偿的权利。
２?郾李某请求刑事赔偿案符合法定程序。赔偿请求人李某，因被错误逮捕，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日向赔偿义务机关Ａ市人民检察院请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做出决定；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依法向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该复议机关逾期未有作出决定，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规定的赔偿程序。
３?郾赔偿金额确定合法、正确。Ａ市人民检察院，实施错误逮捕行为，无辜限制赔偿请求人李某人身自由３９４天。据此，Ｂ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由赔偿义务机关Ａ市人民检察院赔偿李某赔偿金１００３５?郾１８元，对其他请求不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
◎她应要求赔偿吗？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１日晚９时许，毛某等４人到王某家追讨债务。王某见人多势众，遂打电话请求余某前来解围。余又转告了吴某。吴随后纠集聂某等多人赶到王某家。期间，毛某等人与王某发生争吵并殴打了王某。闻讯赶来的吴某、聂某等与毛某等人发生争吵、打斗。打斗中，聂某挥刀乱刺，将毛某刺伤致死。
区公安分局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２日以王某涉嫌故意伤害为由，将王某予以刑事拘留，５月２１日，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１０月１３日，区人民检察院又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批准对王某执行逮捕，并于当天执行。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日，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王某触犯刑法，构成寻衅滋事罪。在开庭后，检察院又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０日，王某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而被释放。
２００２年２月，王某以自己被错误追诉，失去人身自由等为由，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区检察院随后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王某又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市检察院维持了区检察院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０日，王某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