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把战争对我们时代社会结构和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位与前途的影响谈了谈，现在（1946年7月）还可以再说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十分清楚，无论各社会主义团体命运怎样，总会出现另一次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踏步迈进，这一次迈进也出现在美国。一样清楚的是，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是由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决定的。最后还提到，假如战争以英美俄联盟彻底胜利告终，即指敌人无条件投降，正统社会主义遭遇的结果将根据斯大林是不是以真正胜利者出现还是所有荣誉归英美而有所不同。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英国型的劳工政党在欧洲大陆地位的改善将是个极好的机会。
本章首先论述正统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地位，尤其论述英国的形势；其次论述美国引人注目的工业成功所可能引起的影响；最后论述俄罗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响。因此，我们的议论自然地分为英国与正统社会主义、美国的经济可能性、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部分。
第一节英国与正统社会主义
很多事实表明，不考虑俄国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局势的影响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似，只是更加强烈。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现有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本书限定意义上的）将有加快发展的趋势。
英国工党的胜利是这些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如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的，这个胜利在意料之内，不会让任何人惊讶。这个胜利也不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完美。因为英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实际议席再分配非常容易给人以夸张的画面。工党得票约1200万张，保守党为1000万张。自由党的好日子当然已经过去。不过仅存的十几个自由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超过随意挑出来的72个工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换句话说，在比例代表制下，工党并没有占有超过保守党与自由党加在一起的议会多数，并且工党-自由党的联合能得到宽余的多数。英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产生强有力的政府，避免相持不下僵局的出现。这个例子里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在估计什么在政治上可行，什么在政治上不可行时，与议会形势不同的国内形势依然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这个明显的推论因为下列事实而加强：比官方工党更激进的团体在选举中显然没能改善它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即独立工党正好保持它的三个议席，共和党加上共产党失去它们原有四个席位中的一个。由于存在很多期待“激进化”的理由，这一情况的确
值得注意，也是英国政治成熟得引人注目的证据。
这种形势必然会显现出来。实际上它已经在内阁的面貌和在采取或预示的措施中显现出来。首先，工党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所有事情全都符合我们之前略举出的纲领性的精神与原则；另外，实际做法没有走得这么远。尤其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是特别有意义的象征，所以能够算是引人注目的历史里程碑。但是这件事的实际重要性能够说等于零：这家银行自从1914年以来始终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在现代条件下所有中央银行都跟它一样。别的如煤业法案或充分就业立法，在英国基本上不再争论。工党政府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推测起来会得到近乎全部同意。对根本原则问题的辩论显然会让严肃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不是由于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的分歧非常重要，而是由于没有它们，政府和议会将无所作为、徒有虚名。这一切全都是应有之义。显然这又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过因为这场战争，还因为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时候目的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坚决，而且能更清楚地看到最终消灭私有企业的前景。不管怎样有三点应该特别注意。
首先，政治行动与社会及经济形势事实这种理想的一致性显然是特别重要的，从私有财产社会的角度来看是特别危险的。无论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可能如何说——当然工党政府的态度让他们有事可做——向社会主义英国迈进的步伐更加坚实了，由于对此的胡言乱语不大听到了，认真负责地采取步伐，肯定不会往回退。除了从外部来的扰乱，有可能避免出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假如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线，它将恰到好处地把处在权力不足的工党政府（如麦克唐纳政府）的任务和未来工党政府（它将占有议会多数和选民多数）的任务之间的任务完成。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欧洲大陆的这种希望当然会由于英国范例而得到些许加强。
其次，我们曾经在上一章提到，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肯定不能预测到，也不能期望他们预测到，只使用诸如税收和工资政策这种非激烈革命手段而不需正式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制就有可能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结构。战时税制和战时控制肯定不能全部保留。不过从那些措施上后退，可能会在能自动完成一些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政纲项目的那一条线上停顿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已经实行到损害俄国人所说的，比如，医师或工程师那样的“专家”的效率的程度。这必然是由臃肿而浪费的机关做出来的，人们不久就会看
到，限制交纳直接税后的收入是较好的办法，而不是支付以后又得收回的收入。但不管怎样，要榨汁的橘子连同很多激进的辞令，总是容易变成干巴巴的。
最后，假设工党在下次大选中改进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政府将做些什么？他们在平均收入方面会走得稍微再远一点；他们会按照贝弗里奇计划或其他的方针比所有政府对社会福利进行更多的改进；他们在企业社会化方面会走得非常远。但是这三项工作并不好做。我们已经知道，在现代英国的条件下，对大规模社会化不会引起多大单纯经济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抗拒也不可能是重大的障碍；英国依赖她的实业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国大得多，但是，除非引起他们不必要的对抗，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的。最后我们也用不着把对社会化热情追随者有强大吸引力的论点，即内阁制不适合实行社会化的任务，看得特别重要。不过要民主地实行社会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对社会化企业的实际管理肯定需要半自治的机构，内阁一定要像与（譬如说）军队总参谋部合作那样跟这些机构合作。真正的问题是工人。除非社会化导致经济崩溃，一个社会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会的一举一动。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能够设想的情况下，一定要面对工业中的纪律问题这一只有俄国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想要实行大规模社会化的政府将只能实行工会的社会化。事实表明，在所有事物中工会是最难社会化的。不过问题并非没办法解决。在英国，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机会要比别的任何地方更多，不过解决的途径或许是曲折而漫长的。
除了俄国，欧洲大陆的政治形势大概相同。在有选择自由的地方，我们看到群众保持或恢复忠于社会民主党或忠于天主教政党的强烈意愿。最明显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不过相同的倾向甚至在德国也感觉得出，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假如德国有自由和不受外来影响，某种非常类似魏玛共和国的东西将从当前苦难中出现。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英美当局对社会民主党人所表示的喜爱而部分失效，不过它又因俄国当局允许在它的地区里恢复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加强。把办不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合理地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肯定会让工人政党政府失去信誉，并失去现在还存在的巩固其地位的机会。不过，假如为了心理实验起见，我们选择不考虑俄国因素，同时假如我们进一步愿意假定，美国和英国一般会以体面和合乎常识的方式对待德国，以上就是我们能够采取的一般判断和预测。别的
国家也可以采取相同的预测，尽管有种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工党政权——在天主教国家里多半跟天主教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长的不太重要的共产主义团体，其政策比20年代更为进步，但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它体现的还是同一路线。法国的情况，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强大，跟这个类型不同。只是由于我们除了自己的模式外，没有能力懂得别的任何模式，让我们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况的确是所有各国事例中最不成问题的。
第二节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1）通过税收收入再分配
（2）巨大的经济可能性
（3）实现经济可能性的条件
（4）过渡问题
（5）停滞主义者的论点
（6）结论
（1）在对英国事例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已留意到，在现代条件下，运用税收和工资政策从资产阶层抽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术语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是有可能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想象不到的。这种观察结果对美国也适用。在相当程度上（这点不能被普遍意识到），美国的新政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在剥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指出一组数字就足够了，这组数字表明1936年以前（个人）所得税和累征所得税增加的后果：1929年实际付出的总收入大概为806亿美元，可征税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阶层在征收所得税和累征税后保留52亿美元；到1936年，实际付出的收入总数估计为642亿美元，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阶层所保留的收入仅有12亿美元。10万美元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假如把遗产税计算在内，那时甚至完全都被征收光了。从天真的激进主义观点来看，使用这种手段和以后没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们还不够彻底。不过这并不改变与战争无关的庞大数字的财产转移事实上已经实行，其数量能够与列宁实行的转移相比，这是我们眼前关心的事。当前可处理收入的分配与俄国实际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较。尤其是从下边事实来看更加这样，即因为上等阶层支出中个人的服务项目和包含相对多劳动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上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要比下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很多。另外，我们能够再说一遍上文关于英国的另一种观察结果。上等阶层所受的压力当然不限于“5万美元或以上者”。它扩及下至5000美元的收入，不过压力程度递减。这种情况有时形成很多必需效率的损失，特别是对于中等成功的医师是如此，这是不
应有一点儿怀疑的。
那么，至今战争及其劳工纠纷这一自然后果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看来和英国的情况完全一样。美国没有组织良好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现实，或许会让我们推测，美国有朝向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否则，这个事实只会加强本书详细论述的预测，因为压力集团和政党同样有强大力量但责任心却少很多，因此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不过美国形势的另一种事实是世界所有别的地方没有的，能够想象这个事实影响我们对起码今后50年左右短期内私营企业制度机会的判断，它就是我们如今目睹的巨大工业的成功。某些观察家好像在想，打赢这场战争连同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匮乏的工业成功，也将对战后局势起支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除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理由，只要这个理由全属经济性质。让我们用最乐观的观点谈论一下这个观点。
复杂的过渡问题暂且不谈，把1950年定为第一个“正常”年份（这是预测者非常普遍的做法），我们以劳工统计局1928年物价水平指数来计算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没有扣除折旧和损耗前的价值，并假定为2000亿美元。当然这不是这一年能够期望的生产实际量的预测，也不是高就业水平下（就算不是充分就业）所能达到的可能生产量的估计数。这是假如能满足某些条件就能够达到这个生产量的估计数（条件将立刻提到）。像这样的数字是高的，不过它既是正常的（因为有人提到过更高的数字），也是合理的。它符合过去经历的这个经济制度的长期平均成就：假如我们把“每年3.7％正常增长率”应用到1928年大约9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我们得到1950年的数字稍微低于2000亿美元。当然不应该给予这种计算法不该有的重要性。
不过我仍旧要再说一遍，有人反对说，这样的推断没有意义，因为30年代的产量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率，但是反对意见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仅证明反对者没有能力掌握它。不管怎样，就可能的生产量来说，这个制度战时实际表现所提供的标志必然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战时统计数字能够当作根据，1943年国民生产总值根据1928年的物价水平调整后，其数量远远不只达到1950年2000亿美元的目标。
假设现在这个可能性已经实现了。同时让我们留出充足的400亿美元用作包括住房建筑在内的替代旧投资和增加新投资，这个数字是2000亿美元
的20％，百分率跟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数相等。其余1600亿美元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要依据两个事实而定。
第一，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庞大有用的商品和劳务（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许甚至包括老年人、失业者和患疾病者在内的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也达到满足经济需要的水平，可以消灭（在每周40小时的工作条件下）所有能够称作苦难或匮乏的状况。本书论述中曾经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绝非完全是经济的，还指出逐渐增加的实际收入至今完全不能赢得群众或他们知识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不过在这个事例中，允许的东西不仅惊人得多并且立刻兑现：实现这个允许主要是我们具有战争中已经证明的能力和资源，把为战争目的而生产（包括向盟国出口消费品）转变成为国内消费而生产；1950年后这个论点的应用更不可置疑。
第二，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全部的这一切可以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条件下完成，有机条件包括对企业成功的高额奖励金，以及为让资本主义机器依据设计运转所需要的所有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国，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后面不会隐伏着选择经济进步与选择立刻增加群众实际收入的两难困境，这是全部别的地方都会瘫痪所有负责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另外，有了2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不损害经济机器条件下筹集400亿美元国家收入就不困难了。依据1928年的物价，有300亿美元的收入就完全可以提供资金让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完成其实际任务，并可以提供大大扩展的军事设备的经费和支付1939年后出现的公债和别的长期债务的本息。这样支出后，按1928年物价计算，1950年大致上还可留下100亿美元，倘若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这个数字也相应提高。在下一个10年里留下的数字还要大很多，可用来创办新社会服务事业，或者对现有的社会服务事业进行改进的资金。
（3）就是现在在政府财政和管理领域里，我们上述“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让我们深刻地感到特别生动。由于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确有过真正低劣的管理失当。
根据目前的原则和当前的做法，要从2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筹集400亿美元，又要对经济机器不造成伤害是不现实的。而300亿美元或者在1928年物价水平上相当于300亿美元的任何数字可以满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实际的，
只有整个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合理化，消灭了双轨或三轨活动——例如，我们在所得税事例中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例子——才有实现的可能。所谓双轨和三轨指的是联邦机构与联邦、州和地方机构的重叠，缺少有效的协调和明确的各自责任。在联邦方面主要因为没有组织严密的“部”，却存在许多半独立的“部门”或“委员会”，以及很多别的产生浪费和阻碍提高效率的根源，不过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费1亿美元就足够的地方喜欢花10亿美元那样的浪费风气。如今的事态预示政府管理财政金融和工业凶多吉少，实际上，事态本身就是很多非“经济保皇党人”反对这个事态的正当而充足的理由。
事情还不仅如此。节约这个词如今变得多么不得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节约对一个穷国非常必要，对富国就不很必要，换句话说，浪费在穷国形成匮乏的威胁而在富国则没有。
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节约——真正的节约而不是官僚机构和议会那种虚伪的节约（它们在非常乐意节省几个便士的同时乱花几十亿美元）——在富国有效利用其财富和在穷国保证人民温饱上两者一样必要。这点不仅适用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费用。
对种种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也同样适用。当然最恰当的例子是支付给个人的失业救济金，除非就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的行为像俄国那样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为支持失业者基金的节约使用，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失业者得到的救济金必然大大低于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资。例如，美国劳工流动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常有许多支付给半自愿和非半自愿失业的救济，救济金负担因为宽松的失业救济金管理或者因为它相对于工资的高比率，必定不断加重，必将破坏达到2000亿美元目标的可能性。
为了把这个可能性证明是合理的，还有另一个条件一定要做到，即“政治活动”和官僚机构一定不能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
最明显不过的是，当工资、价格、利息等这些经济有机体最重要的“作用参数”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在那里按照政治比赛的需要而运作，或者有时更加严重，依据一些计划者的主观意念而运作时，一定不可能根据原先设计那样发挥作用。
有三个例子必然可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当前实际的劳工形势，假如继续下去，其本身完全可以阻止向2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发展，更别说超过这个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这种形势形成的工资率；企业家计划的混乱和就业工人的无组织，也一样重要。
这些状况不仅阻碍产量的可能的扩大，并且让就业低于原先可能达到的水平，因为它们让每个人感觉尽可能少雇工人才对他们有利——产生一种“逃避雇佣工人”的倾向。
第二，无论读者认为价格控制有什么好处，这个办法实施至今被证明是对产量扩大起妨碍作用的另一个障碍。我听说斯大林主义政权对人们批评它的官僚主义进行鼓励。显然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愿遵循现行的礼节，直率地承认很多有才能的人在价格管理局内做出了特别好的服务，很多才能略逊的人尽其努力；同时我愿控制存在于我内心的对它至今为止取得成就的怀疑，尤其是由于它最显著的失败与它未加控制的环境有关。不过的确应该承认，起码在当前和以后，除非意图逼迫私营企业屈服，否则鼓励工资率增加的政策加上价格控制对于促进产量扩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价格管理机构能够特别有效地“控制”一些没有什么政治力量的生产者的价格，不能同样地管理政治力量较大的生产者的价格，假如打乱了相对价格体制，降低了这个体制的经济效率；我们还应该承认，并非固定价格本身造成所有损害，“津贴”高成本生产者和“榨取”低成本生产者的办法奖励了低效率，也和前者同等重要。
像如今这么受舆论强烈支持的官僚机构对工业自治——自行组织、自行调节、相互合作——的顽固敌视是走向有序进步的第三个障碍，从而也是向可能解决很多经济周期政策问题，最后还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过渡问题发展的第三个障碍。官僚机构的发言人都没有否认说，这个看法没有丝毫根据，因为实业家的联合行动只有含有“勾结性抑制”的意思时才成为非法并被起诉。不过就算对流行做法的这个解释能够接受，对什么是形成“勾结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会行为的官方理论也能够接受，下面的三点还是正确的：（a）“抑制”这个概念包含很多在价格与产量政策方面进行工业合作的意图，甚至这种合作的确能发挥特别需要的职能；（b）那种比较难分是非的问题和那些具有抑制成分但不构成协议主要点的问题，不一定被很多人公正地加以考虑，他们中有的对商业问题的性质不够熟悉，有的激烈反对这个制度或者起码反对这个制度中的“大企业”部分；（c）永远存在由于违法受检举的威胁，而违法行为与不违法商业行为总是不容易区分的，这就可能对商业行为产生谁也不愿施加的影响。
最后一点说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劳工纠纷、价格管理局纠纷和“反托拉斯”纠纷的一个侧面，那就是企
业家和管理人员的筋疲力尽，实业家不停地被迫离开他的事业正道，不仅一定要面对天天变样的法制规则，并且一定要被“召唤”去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再也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的精力。十个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认识实业家这个特定的“人的要素”毕竟就是个人的机体——尽管所有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会（例如）把1945年工业生产中的机体力量指数的相对可怜的表现跟这个人的要素联系起来作为很多原因之一，这就充分暴露了经济学家的机械态度和他们远离“实际生活”。事情还不仅如此。管理企业的成功在当前条件下绝大部分依赖应对劳工领袖、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的能力，而不是凭借经营能力——这个词的正确含义。所以，除了有条件雇佣各种专家的最大企业外，占有企业的领导位置的常常是“向官方行贿或疏通者”和“处理麻烦事情的老手”，而不是“管理生产的里手”。
或许读者会觉得，执行这一切现象所表明的路线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它必定会在正义愤怒的风暴中毁灭，在毁灭的岩石上或别的形式的抵抗下失败或垮掉，所以，2000亿美元的目标本身比白日梦好不了多少。但是，事实并非完全这样。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机器强大，完全可以经得起我们知道的一些浪费和不合理现象，包括某种能够避免的失业和为个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众近来表现出某些“苏醒过来”的迹象。我们一定不可忘记本书多次强调的人性可锻性。新政的实验和战争时期的实验或许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工业资产阶级从不期望这些条件会保持下去。但它们也许起到了某种“教育”作用。这样，对现有税制作相对很小的调整也许就是全部所需要的，就算不能达到最高效率，也能达到适当程度的效率。另一方面，相对很小地增加法律保护（也许能用恰当制定工业法规做到这点）有可能去掉实业家工作日中遭到专横干预而产生的烦恼的毒刺或威胁，而管理机构一直增加的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更好训练可能做好其他的一切。另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证据表明美国乐意接受像国家复兴法案那样的立法。对于劳工形势，或许从下面事实能够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按照深谋远虑路线所制定的政策，不仅不需放弃大部分人认为是新政中社会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个项目，并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经济基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年工资制度只有以做最大坏事的方式来引进、管理和供给资金时，它才对我们达到目标的机会构成威胁。就其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
就算这样，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