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绝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地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8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1年）因为我们在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青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60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60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7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12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20年以后，当初大骂
布莱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的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土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5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
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作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3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年轻人做的成果，如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事例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地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
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绝不会像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20世纪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的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
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把博奕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后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动力。中国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10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它的彩色印刷水平无与伦比，它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全部都是自动的。它1年是5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很惊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9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500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
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10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10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有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第二个想法，由此带来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的成功绝不只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
，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作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作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
，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plusweequalstofullI”，人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plusweequalstofullI！”。谢谢。
景观设计思想发展史/斯坦尼兹
斯坦尼兹
北京市第四届科技学术月期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国际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权威卡尔·斯坦尼兹，应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北京园林学会邀请来华进行讲学。2001年9月8日，卡尔·斯坦尼兹教授在北京大学交流中心进行了学术报告。
非常荣幸我在这里作一个非常长的报告，在我的大学一般我的报告只作两个小时，那是没有翻译的，因为报告很长，中途会休息一下，如果不喜欢我的报告，可以回家去。
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是1987年，我非常高兴再一次见到孙教授和孟教授等我的好朋友们。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了，但是从本质上讲我还是受到美国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从全球范围来讲，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并不是最早提供景观规划概念的思想。进一步讲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景观规划师，而且是面向未来的景观规划师，是受比较久远的、传统的观念影响的规划师。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作一个报告，告诉人们
，以前的人是如何影响我现在的工作的。我今天就要给你们讲这个报告，你将看到很多著名项目的幻灯片。
我现在要介绍30个人，这30个人对我工作的极大影响和这30个人有关的情况。我对这30个人的报告是很简短的，实际上这些人做了许多事情，但这个报告只是抓住了同景观规划有关系的几个人的事情，用五句话或更少的话来概括。同时，现在作这个报告是危险的，包含许多我自己做的项目，这样的工作要通过很长时间才能受到人们的评价，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所以说现在讲是很危险的。最后一个部分会介绍我自己的两个项目。第一部分讲的是历史，不是自己的作品，最后两个部分我要讲自己的作品，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而是告诉你景观规划现在的发展是什么状况。
现在讲的是理论上的东西，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人口和资源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适合于美国、欧洲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欧洲的东西，不一定是中国的东西；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有景观规划师，有风景园林师，有建筑师，有规划师，我们把自己定义为某个头衔，实际上，这个定义都是人为的。我们把这三个学科都称之为设计学，设计统领了我们，所谓建筑师也好、规划师也好，总的概念是设计的概念。那么什么是设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所谓设计，就是寻求一个能够实现创造更好状况的，改变现状的途径。但是这里设计还是有尺度和比例关系的，尺度和比例实际上会造成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设计个后花园，可以设计个单家独屋，设计个城市中央公园，可以设计个小城镇，同时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个区域，一个大城市。你会做某一尺度上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能做其他尺度上的东西，我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做大尺度的、战略性的景观规划。我这么说，并不是小尺度的后花园或单家独屋式的设计不重要，但我更感兴趣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做大尺度的城镇和区域尺度上的景观设计，那么我的报告主要侧重于大尺度上的，而不是小尺度上的。
这是杭州，我的两个主要例子之一，是中国的例子，是南宋时候的。为什么西湖这么重要，因为就在1000多年前，有人要在这里建一个人工的景观，这个景观最终变成自然的。它的重要就在于人们有意识创造了一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多数人认为景观规划只是一种保护的规划，这个例子告诉你，景观规划也可以在大尺度上进行改造、创造的一个景观。这是基于水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