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龙应台
龙应台
2010年8月1日，台湾著名文化人、前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应邀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发表了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又名《我们的“中国梦”》）。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1949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龙女士的演讲激起了现场千名听众和大陆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政界人士的巨大反响。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台湾地区著名作家，作品针砭时事，鞭辟入里。在欧洲、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其作品《野火集》等具有很大的影响。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踞，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
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
，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
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20世纪7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20世纪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缥缈，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地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年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
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20世纪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需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
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武侠小说家北大演讲/金庸
金庸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于1994年10月3日至29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这篇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
金庸（1924年3月10日—），原名查良镛，是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及新闻学家、企业家、政
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作品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脍炙人口。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
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400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400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300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400年；第六是元、